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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渐归寂静——戏仿“杜拉斯百岁随笔”

2014-4-5 8:06:29 来源:新京报 作者:吴亚顺

    2014年4月4日 巴黎 晴 9-18℃ 微风

  今天开门,有人偷偷摸摸地在我门口放了一束花,我愣在那儿,足足有三分钟,不,五分钟。紧接着,我关上了门,“嘭”。

  每天早起,我都喝一点酒,抽几支烟,这使我真正醒过来,从一个又一个梦中。在梦里,我不对人类充满绝望,反而因为追怀过去而获得了一丝温情。那过去,真的存在过吗?

  今天我一百岁。我曾在意年龄,不肯原谅透露了我真实年龄的朋友,但现在,没什么好隐瞒的。我没有为生日写纪念文章的习惯,但现在决定写点什么。写什么,不重要,我坐下来,坐在书桌前,那上面堆着酒瓶和书,杂乱的一堆,但我变得专注起来。写这篇文章,我没有想过结构,没想过形式或任何别的东西,你想从这里读出什么,正如读我的小说一样,其实这里什么也没有。

  前天晚上,我梦见了母亲。1924年,在柬埔寨,她买了一块地,为了抵挡海潮的侵害,她修筑了堤坝。在梦中,我看见她沿着堤坝跑啊跑啊跑啊,她的一个人的身影,跑起来,就像去投海。太孤独。身处寂静中,我看着她跑,见她跑远,我想追上去,跟着跑起来,堤坝却永无尽头,于是我们一直在跑。直到我醒来。

  那个母亲存在过吗?她是我的母亲吗?也许是,也许不。很多年以来,我早已厌倦希望,甚至厌倦了厌倦本身,我只是活着,像死去一样地活着。一座抵挡太平洋潮水的堤坝,传送着希望,也毁灭着希望,这属于那个母亲,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修筑堤坝的故事,我写成了小说,由此,我进入了一个热爱金钱而吝啬无比的圈子——文坛。

  当然,这个梦,很大程度上让我感到了愉悦,仅仅因为,我用这种方式,短暂地返回到了东方。醒来后,我想起在越南的时光,母亲向我翻白眼,那盐碱地上稀稀疏疏的野草。条件反射式地,我用越南文唱起了小调:“今天牛吃草,明天草吃牛。”

  我迷恋“东方”这个词,尽管我很少直接使用它。“东方”与十六岁紧密相连,这个年龄一旦到来,一切开始加速,我的面容慢慢撕裂,身体不属于自己,杯子里的酒已经溢出,等着我去饮尽,我拥有一副享乐的面孔,目不暇接,欲罢不能。当我感到身不由己,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

  在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中国情人。在越南,我们生活贫苦,他的到来,缓解了我们一家的困境,但这是母亲和哥哥们更为关心的。尽管一开始,也许并非出于爱情,但最后我爱上了他这个人本身,爱他的笑,他欲望的眼神,他东方人的身体。我还常常回忆起在湄公河上我们寂静无语的某些瞬间,回忆起热烈往事之中喷涌而出的欲望,在缠绵的身体静止之后仍然蔓延。受到这种激情的驱使,回忆使我心荡神驰。

  直到今日,我仍然能想起他的脸庞,我仍然爱他。那最初的爱,如同某种生命本能,已作用于我的整个人生。我把这段往事埋藏在心里,像明月藏在水中,流水不断擦洗,皎洁如往昔,它成为了我日后写作的源头。我相信,这样一种爱,因其封闭、无望而显得更加珍贵,它只属于我个人。

  在我七十岁的时候,我决定打开它,打开那扇门,让人们走进来,瞧一瞧。1984年,《情人》出版面世,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后来,又被让-雅克·阿诺那个固执的老头拍成了电影。我们一度闹得很不愉快,但是最终成型的电影还不赖,我在心里悄悄原谅了他。

  我爱男人,但对于爱,我仍然感到疑惑不解,也从没停止过我的追求和探讨。爱情,有时只是激情,爱情绝对不能带给人安全感,如果你能感受到,只能是自欺欺人。即便如此,爱早已渗透进了我的灵魂,深刻影响我的思考和行动,有时甚至以它为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我们活着,但是没有爱,内心没有一个位置,没有了忐忑、期待和满足,活着本身显得十分可笑。

  我回到法国,在巴黎读书,带着过往情爱的余温,我投入了一场又一场感情。现在想来,我秉承一种对某种能引起我兴趣的事物完全投入的能力,如此一来,呈现在生活表面的,唯有欲望和激情。如同很多人知道的,我爱男人,及时行乐,在男人的世界里横行,我与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三年后,又与迪奥尼·马斯科洛相爱,他们最终离我而去,这没有影响我,我身边的情人照样不停变换。在媒体面前,我把性挂在嘴边,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会是个妓女”,我喜欢那时的自己。

  但是,生活不只有这些,远远不止。我的第一个孩子夭折,我的小哥哥去世,死亡教育了我。战后法国的思想界的状况,当时的政权,都迫使我有所行动。

  爱情说到这里,我已经有点腻烦,但还不愿意放弃这篇文章的写作。我忽而想到共产主义,1944年,我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个政党身上的疯狂与激情让我着迷,我投入进去,和投入一场爱情或者一场写作并无二致。后来,我脱离了共产党,但自始至终,我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种理想,和我对事物完全投入的特殊能力一拍即合,我获得了自由,表现出无限的愤怒、渴望、热情和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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