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传统出版业应在数字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出版的本质属性看，出版是对精神文化产品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作品进行编辑加工的活动，即对内容的编辑加工活动，其功能是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出版业需要转型的是出版物由一个载体向另一个或多个载体形式转变，以适应一个时代技术发展和阅读需求的变化。无论载体如何变化，出版物的内核在于出版的内容这一本质属性没有改变。不管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出版的第一环节都是内容生产，离开这一环节，出版就无从谈起。数字出版是技术革新带给出版业的又一进步，是出版传播途径的扩大和延伸，大大提升了出版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从而延伸了整个产业链。但数字出版并不意味着一个新产业的诞生——技术供应商能够给予内容提供商最先进的技术生产，最快最好的传播，但绝不可能替代内容的价值创造。说到底，数字出版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内容，传统出版业作为内容的加工者和提供者，理应在出版数字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基础作用。 
　　从出版的生产流程看，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介质的变化，更是生产方式、流通方式、销售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的出版方式由于出版时间、流通方式、生产和销售成本等原因，无法满足读者需求的多样性和个性化。传统出版业必须从内容加工的数字环境、加工技术、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等方面下功夫，解决资源再造和产品转型的问题，实现从内容提供商——产品（服务）提供商——平台运营商的转型。 

　　四、传统出版业在数字化进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要加快发展数字出版，实现出版业转型，我国传统出版业应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 
　　1. 内容资源优势。目前，我国市场上比较有影响的数字出版商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网络出版商，以各大门户网站、小说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另一类是各类硬件生产商，以阅读器生产厂商为代表。他们都十分缺乏优质的内容资源。即使十分繁荣的网络文学，优质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大多数属于一次性快餐式消费品。相比之下，传统出版业积累了大量的出版资源。据初步统计，我国古代典籍保存至今的有近20万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出版新书255万种。这些都是重要的出版资源和内容优势，是向数字出版转型有待开发的金矿。传统出版业大多拥有新兴数字出版企业所不具备的版权优势。 
　　2. 后发优势。在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项新技术从出现、完善直至成熟的产业化实践，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技术获益者必定是那些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并将新技术成功应用到产业中的人。数字出版　同样如此，无论是传统出版单位还是新兴的数字出版商，谁能够找到较好的盈利模式、传播渠道以及版权保护方式，谁就能领先获胜。虽然传统出版单位不是数字出版技术的发明者和先行者，但可以在已有数字出版技术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升华，甚至成为技术领先者。更为重要的是，与现有数字出版商相比，传统出版单位对出版的产业模式更加熟悉，在寻找成熟的商业模式上比“技术商”更有优势，完全有条件来获得后发优势。 
　　3. 人才优势。我国传统出版业集中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集中了一批出版选题策划和编辑加工的高级人才。人才是产品质量的保证，人才优势使传统出版业的产品在编校质量上比新兴数字出版商的数字产品要高很多。 
　　4. 作者资源优势。无论数字出版还是传统出版，内容资源都是核心所在。而出版内容资源来源于作者，谁拥有优秀的作者团队，谁就掌握了核心资源。新兴数字出版商与传统出版业的市场资源争夺，最终将集中在作者资源的竞争上。经过多年的积累，在作者资源建设和维护方面，传统出版业具有明显的优势。 
　　5. 标准化管理优势。传统出版业在标准化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比如《图书质量管理规定》、《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三审三校制度、样书审读制度等等，对规范传统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这些管理经验和标准规范对从事数字出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克服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 

　　1. 治理结构存在劣势。国外出版集团的高层管理者和经营者大多是职业出版家和企业家，而且有很完善的股权、期权等激励和约束机制，出版集团长期业绩的好坏和他们本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只要经过股东授权，他们就会按照市场逻辑去运作。而我国传统出版业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杂志社、报社，多是事业单位或刚从事业单位转制而来的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仍由主管单位任命，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仍习惯于用纸质出版的经营模式来经营数字出版，还不适应数字时代灵活多样、甚至瞬息万变的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