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有多远？胡适曾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握，彻底搞清楚夏、商、周三代的史实，就不妨把中国五千年的古史打个“对折”，两千五百年可矣。那么，在还没有普遍使用纸张，还在竹简上书写文明与思想的汉代，这个距今已两千二百年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足够遥远？

　　老子有多老？钱穆曾说，庄子应该比老子出生的年代更早，老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老”。为了说明老子不够“老”，钱穆三番五次地撰文考证，还因此辑成了厚厚的一本《庄老通辨》。那么，老子——这位曾经在历史上公认的庄子的精神导师，这位让孔子也恭敬求教的老师，究竟有多“老”？

　　这一切，因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出现，都将得以最全面、最充分、最真实的解答。2009年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海外捐赠，收藏了一批珍贵的西汉竹书，总数达3300多枚。这是目前所见战国秦汉古书类竹简中数量最大、保存质量最好的一批。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对此评价说，竹书中含有近20种古代文献，大致涵盖了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和医学等学科。对于先秦史、秦汉史、古代思想史、自然科学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经初步考证，这批竹简，书写年代约在汉武帝时期，是汉王朝鼎盛时期的，颇具代表性的宝贵知识遗产。竹简的内容，包括迄今为止所见最完整的简帛古本《老子》、存字最多的秦汉字书《苍颉篇》、亡佚两千年的战国贵族政治教科书《周驯（训）》、西汉早期编撰的秦末历史《赵正（政）书》、时代最早而篇幅最长的古小说《妄稽》、体系极为完整的《日书》、经过系统编撰的长篇古医书等，其内容涵盖共达近二十种古书内容。

　　其中《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知识门类，是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秦汉古书类简牍中，数量最大且内容涉及面最广的一批。由于这批竹简全部属于古代书籍，不含簿籍、律令、遣策、书信等官私文书，因此称之为“西汉竹书”。

　　沿丝绸之路归来——中国简帛研究百年征程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以来的简帛学研究，是由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开启，经由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等知名学者继往开来，一路艰辛跋涉，已走过百年历程。对于研究汉代及汉代之前，只能“书于竹帛”的时代，中国学者们已经为之求索百年。

　　二十世纪初以来，正如王国维、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中的研究思路，由于发现秦汉竹简、竹书的区域往往皆在西北大漠、塞外古驿，人们发现与解读竹简、竹书的视野，是沿着丝绸之路而去的。学者们循着大汉帝国丝绸之路的蛛丝马迹，在塞外风沙中寻古觅幽、孜孜以求。

　　1914年初版的《流沙坠简》，就是根据法国汉学家沙畹著作中的照片所作的初次探研。正是这批照片中所收录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敦煌等地盗掘的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引起了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高度关注，他们在1991枚照片中，选取了588片，加以精心考释，编撰成书。《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均是传世典籍，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

　　“流沙坠简”的“流沙”指发现古代竹简的罗布泊、敦煌、居延海等地，“坠简”的“坠”有遗失、散落的意思，这是很形象的语言概括。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冒险家、古董商、汉学家、人类学家等大量涌入中国西北边境，沿着自汉代以来的古丝绸之路，大肆进行非法考察与勘测，借机盗掘壁画、雕塑以及古代简帛文书等珍贵文物。这是一条“逆行”的丝绸之路，昔日大汉王朝、中华民族以丝绸之路沟通世界、融汇文明；此时却因国力衰微，引来了西方列强们的倒行逆施，他们劫掠遗产、公然分赃。事实上，被誉为近代简帛学奠基之作的《流沙坠简》，其考证样本与立论基础，都正是那些被西方列强们劫掠与瓜分的中国竹简。虽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学术探索，却也不啻于一个莫大的反讽。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崭新的主权国家屹立东方，中华民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生。与此相应的，继往开来、独立自主的中国竹简研究，随着各地不断发掘出土的古代竹简，焕发勃勃生机，开始显露前所未有的学术活力。可以看到，不但在西北塞外的古代遗址逐步得以精心清理及抢救性发掘，仍有许多世所罕见的珍贵遗存出土与研究成果面世；另一方面，长沙马王堆、临沂银雀山、荆州张家山、荆门郭店村、长沙走马楼、湖南里耶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汉简帛书，也让研究者的目光从西北的塞外大漠返归至内地湖湘各处。

　　更为可喜的是，随着一大批海外收藏的竹简、竹书陆续回归中国，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这些前所未见的中国文化遗产，正在逐步揭示与展现中国古史的绝代风华。一条以简帛学研究为基础，重新复原与重新书写中国古史的崭新征程，正在中国人自己脚下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