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还是信念的问题。在《圣天门口》里，梅外婆和她丈夫曾希望拯救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但是发现自己的力量太弱了；就退而求其次，想拯救小镇天门口，结果发现这也拯救不了；于是再次退到只想拯救雪家，结果雪家也拯救不了；最后才明白，人活着最重要的事情是拯救自己。能发现小说中的奥妙，就读对了。人最重要的不是拯救别人，而是拯救自己，拯救自身。

　　《蟠虺》最后并不是每个人都完成了自我拯救，老省长没有，熊达世也没有，郑雄也只是有点良心发现。当然，曾本之的作为是一种自我的拯救。发现曾侯乙尊盘被人偷梁换柱之后，他内心纠结，又不能说；为了这事，把女儿的婚姻搞成这个样子，也不能说；最心爱的学生进了监狱，他也不能说……所有东西都压在他身上。因为这些压力，他就必须完成拯救，他一步一步实现自我人格的塑造。

    常识性的叙事最考验作者

　　木叶：小说出来后，专家或博物馆人员针对专业的细节有何评价，比如范铸法、失蜡法、盗墓细节。

　　刘醒龙：对于青铜的学术层面，我是客观的，没有臆造。我对两派的观点与方法，不敢说研究，至少是充分阅读之后烂熟于心，然后再发展到细节当中。到目前为止，几个专门做楚文化研究的朋友不仅没有看出破绽，甚至还有褒扬之词。

　　木叶：朋友的话也不能都信（笑）。

　　刘醒龙：我专门跟他们说，如果你要看出什么专业问题来，一定要告诉我。不好就说不好，直截了当。讲到楚和秦在器物上的区别，我发现秦鼎讲究王者之气，讲霸道，缺少浪漫气质。但是因为楚王好细腰，楚鼎都有束腰，所以只要有束腰的一定就是楚鼎，很浪漫很美。楚文化的专家朋友就说，到底是作家，能注意到这种细节，直接从外形上看出差异来。

　　木叶：小说临近结尾，似乎比较倾向于是用范铸法铸造的曾侯乙尊盘。考古界的观点似乎并没有定于一尊……

　　刘醒龙：我只能告诉你，我在情感上是倾向于范铸法，之所以到最后没有明确地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仿制都是失败的，无论是用失蜡法还是范铸法。

　　我为什么倾向于范铸法，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的考古发现只支撑范铸法，一直没有失蜡法的痕迹。欧洲那时正好相反，只有失蜡法，没有范铸法。这正是中国青铜文化和欧洲青铜文化的分野之处。

　　木叶：你这么写触及了几个问题：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关乎传统，关乎科学；二，涉及利益，你是权威，你认为是哪种方法？曾因此得享大名者，又是否敢否认自己？

　　刘醒龙：曾本之就面对这个困境，他砸自己的饭碗。这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凡事都到欧洲到海外去找根源，找出处，找依据。如果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这个民族离灭亡就很快了。

　　木叶：从虚构上来看，这部小说有很多元素，情爱、家庭伦理、官场、盗墓、鉴宝、悬疑、推理……有人说《蟠虺》是中国版《达·芬奇密码》，你就接受了？你怎么看待历史和悬疑的结合？

　　刘醒龙：青铜重器有着特别专业的背景，怎么把它的故事叙述好？传统的平铺直叙会很枯燥，也很难叙述下去。青铜重器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又是国宝，肯定会引来一些贪婪的眼光，当然也会有正义之士的行动，什么东西都有了，那我怎么来把它写成一个文本？实际上，《达·芬奇密码》的方式也是小说的基本叙事方法之一。悬疑、推理、插叙、倒叙，不管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其实都是从这些基本技巧、文学常识里来的。对一个小说家真正的考验，是如何用看似常识性的叙事手段让读者自觉地深入到作品中。读者知道你在设包袱、悬念，知道你在推理，知道你在玩侦破、在玩盗墓，知道所有的可能，写作者还能给出一些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东西，才能显示一个写作者的功夫。

　　木叶：评论家吴义勤说，“刘醒龙是一个批判现实，但又不对现实绝望的作家，是一个有着现实主义的冷峻，又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家，《天行者》就是这种风格的绝好诠释。”一个朋友聊天时也说，刘醒龙不是一个决然收束的人，他总是要给点光明，譬如《蟠虺》，譬如《凤凰琴》。当然，这可能是你的一种美学。这么写能引出一种情怀或带来一种温暖，但是真实世界总是有阴面、暗面横亘在那里。

　　刘醒龙：写作者也是常人，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我不认为世界上有百分之百的坏人，我不认为活在这个世界毫无意思，马上跳楼也一点不遗憾。有些写作者在生活中比谁都物质，比谁都追求享受，偏偏作品写得那么肮脏，那么血腥，那么黑暗。作家有两种，一种人和作品是两码事，写作只是职业需要。一种人和作品比较一致，写作是其心灵需要。

　　木叶：你怎么看待知识以及智性与叙事的交融？作者可能会得益于此，也可能被它困扰过，攻破之后，会有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