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业之缘

    “不知怎么我就进了这神圣地，出版成为我终身职业。”38年前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来了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两年不到，他提出要去资料室工作，引发了大家的议论。他就是今天的出版家陈昕先生。

    陈昕先生回忆那个年代与书的缘分：“我原来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一有机会，总要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看看有什么好书可以买。当时新华书店可供选择的书很少，所以读的基本上都是马列经典以及鲁迅的著作，但文史哲经均有涉猎。一个偶然的机会，借到了毛主席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读书笔记，当时这是内部资料，看完之后我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75年起，我开始系统地阅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在部队的时候，陈昕先生开始写文章刊发在军队和地方的报纸上。由此，他还成了一些报社的优秀通讯员。部队环境培养了他对理论的兴趣。那个年代是他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起点，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攻读《资本论》。

    1977年，陈昕先生复员回沪，被推荐进了出版局，分在组织处当干事。可以说这就是与书的缘分。1979年，经他再三要求，组织上同意他到出版局资料室工作。当时资料室属于理论研究室，需要编一个内参《编辑参考》，陈昕便负责这份编辑工作并兼管理阅览室。出版局资料室藏有“文革”前上海各家出版社的样书，这对陈昕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他几乎把资料室重要的图书都浏览了一遍，特别是经济学方面的。在那个阶段，他开始写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记得1979年我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论文《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投到了刚刚创刊的《社会科学》杂志。匿名审稿人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夏光华，他是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副所长。后来杂志编辑熊永石先生告诉我，夏光华先生在审稿意见中写道，该文提出了一些非常大胆而重要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框框，而且在理论逻辑上也是自洽的，建议刊发。于是杂志就破例让一个年轻人的自投稿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经济学论文。”1981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这是最早谈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文章之一，虽然报社作了些删节，发表时文章短了些，但还是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以后他又陆续在报纸期刊上发表有新意的文章。

    “资料室是我的大学，在那里我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基础，我认为那两年我在资料室所读的经济学方面的书，可能大大超过一般学生在大学四年所读的书。而且是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对社会上的经济问题进行观察。当时市委宣传部曾有意调我去那里工作，但是我不愿意，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搞一些业务工作。”对文字的兴趣，对经济学的兴趣，对理论的兴趣，终于让有缘之人牵手书业。

    编辑之路

    “时代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抓住的。”陈昕先生经常感叹自己碰上了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他以自己编辑的身份，目睹着，领略着，推动着中国一幕幕丰富多彩的出版改革大潮。

    1981年，学林出版社成立。这是以上海市出版局理论研究室为基础组建的，编辑有搞政治学的，搞文学的，搞历史的，搞哲学的，就是缺搞经济学的，于是陈昕先生被安排到学林出版社当了编辑。

    一开始，陈昕和其他新编辑一样，想找名家写书。他找过名家，但碰了钉子，他给名家写信组稿，石沉大海。实践让他明白向这些名家组稿，对于一个新人来讲可能性不大，后来就换了方向，把目光投向了与他同样年龄的青年学人。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开放与繁荣的时代，中国经济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代际更替”恰好与“理论大转轨”时期重叠，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又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这给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崛起提供了比常规时期更大的平台和空间，更宽阔、快速的上升通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一夜之间需要数以千计的新锐经济学家，时代呼唤着青年学人的迅速成长。陈昕先生把握住了这一新时期学术成长的规律并坚定了组稿的方向。他经常梭行在各所大学的校园里，手拿自己悉心整理的中国经济学前沿选题清单，与这些青年学人讨论、争论，不久，就碰撞出一串鲜活的思想火花和新的著译书单来。后来他又和其他两位青年编辑策划了全国第一套面向青年学人的丛书——“青年学者丛书”。

    “青年学者丛书”中，陈昕先生最先打响的是陈琦伟的《国际竞争论》。陈琦伟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助教，他在《世界经济》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述国际贸易的文章，陈昕先生看完以后觉得很有基础，就找到他，建议他在这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一本关于国际竞争论的专著。陈琦伟刚开始时还有疑问，向其他人打听，陈昕这个人有无出版的决定权，陈昕先生发挥了锲而不舍的精神，与作者反复讨论书稿，促使这本书很快出版。这本书一炮打响，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