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至14日，2017北京图书订货会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本届订货会的主题为“面向大出版转型升级，走融合发展新路”。如何看待传统出版的空间？传统出版转型升级的可行途径和业态有哪些？针对这些热点问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接受了读书报记者的采访。

　　在本届订货会高层论坛上，柳斌杰将做题为“30年出版业深改走向”主旨演讲。那么，中国出版业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为何？如何与中央对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要求结合起来？在柳斌杰看来，中国出版业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打破体制性的障碍，为融合发展创造条件。体制性障碍的解决方法，主要将会采用股份制这个形式，当然也设计了保障社会效益的措施——特殊管理股。

　　目前，国有文化企业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人才流失。柳斌杰说：“现在的人事制度不适应企业的发展，包括薪酬制度、岗位晋升等，不能有效调动优秀人才的积极性。急需把充满活力的人才竞争制度建立起来，使能干成事的人留下来，而且能够得到相应的价值；干不了事的人能够出去；但现在依然是一个能进不能出的机制。”

　　股权制度也要改革。“过去我们在上市公司范围内进行职工管理层持股试点，已经试点多年，可控、可管，没有什么问题。”柳斌杰说。他表示，必须使国有文化企业与职工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职工持股的试点工作。

　　全国人大刚刚审议通过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在柳斌杰看来，在我们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包括文化均等服务的提供当中，出版发行业可以发挥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其一，出版企业可以提供满足政府采购和基层人民群众需求的公共文化产品，比如书报刊、电子产品等；其二，出版行业可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图书馆、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电子阅报栏建设，都进入了公共文化服务法律的要求之内；第三，出版企业可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比如全民阅读、书香中国建设，家庭读书计划，儿童读书计划等，国家所开展的基础性的文化活动，出版业都是能参与的。”柳斌杰说。

　　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范围，包括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欣赏一定的文艺节目包括电影、舞台艺术等，而重点在读书和看报这个领域。柳斌杰说：“出版业在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起到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发挥作用的平台很大，从产品到基础设施、到活动，都可以全面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提及，不管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还是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或是民众提供的文化产品，都一视同仁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由基层人民群众来评价。柳斌杰说：“国务院定期公布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做到没做到，人民群众可以评价；公共文化服务做的好不好，会专门组织社会第三方来评估，而不是过去那样自己做了自己评价。”

　　据了解，经过10年的推动，国家已经立法，全民阅读作为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已经写进国家决策和法律保障。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法》，把建设书香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农家书屋、职工书屋、公共图书馆建设，全部都作为国家法定的保障项目。政府还将实施一系列的全民阅读工程，比如，家庭读书工程、儿童读书计划已经进行试点，这将带动全民阅读进入新阶段。

　　2017年，国家层面的重点工作还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产品积累到一定程度、短缺经济变成剩余经济的时候，必须在供给侧上做工作，否则，生产力没有出路。“图书出版的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柳斌杰说。

　　在柳斌杰看来，出版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首先是要调整出版的产业结构，提供有效的供给，满足社会真实的消费需求，而不是过剩生产。减少重复生产的产能，真正使我们有效的出版资源，生产出一些更加适用于当前消费的精神产品。

　　柳斌杰指出，出版业要将“生产”转变为“服务”的观念，深入进行市场调查，按照读者的需求去出版，去策划，去提供有效的产品，而不是坐在编辑室里，“从我这出发去生产”；“现在提倡的互联网思维，就是在服务中间再创造盈利模式；而出版业首先想的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观念要转变。”柳斌杰说。

　　现在，国内国外都在开拓阅读空间，把书店改装成多功能服务的文化地点，给人以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相结合的环境，柳斌杰对此表示支持，他说：“现在的书店里边有托儿所、儿童乐园，你可以在那儿看书，看书时间长了你还可以喝咖啡，还可以吃饭。24小时的阅读、自由活动，休闲，都在那儿解决，要有大量的这种阅读空间。”

　　同时，柳斌杰指出，还要开拓新的市场，有效供给还要能够深入到消费者那里去，把供给侧的工作做到基层、做到群众中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