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小河丁丁很算个人物了。在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界，他更是个可观的人物。他从湘南山间小镇一户寻常人家走出来的一个草根子弟，用了十来年的工夫，其作品就用自己独特的“文学湘土味道”赢得了千千万读者，从而不由得儿童文学从业者不对他刮目相看，纷纷聚焦于他的“湘愁小说”，乃至于研究生都来专门研究他的作品，以成就自己的硕士论文。而赞赏他小说的文字，就更是频频见诸报章了。我这里说小河丁丁是个人物，或许更多的意思还在于，他始终是一个人的文学行走，他始终是一个人的文学坚持，用民间精神与乡俗趣味为孩子们营造着独特的书香。与他相伴随的，只有燃烧在他自己心里的文学追求和文学梦想：写出沈从文模样的文学来。

    他一步一步为一类儿童小说开拓着前路；他一步一步走进儿童文学史。

    这样的人物，本是无需我来为他精心培植出来的小说新成果赘作推介的。

    不过，当我读完他的这部《龙船》，我发现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和构成人物、故事的情节及细节，全与我的童年生活经验相叠合。所以，我一页接一页饶有兴味地披览小说的时候，亲熟的气息就浓浓地向我扑面而来。读它，我的记忆库之门被一重一重地打开。

    小河丁丁过去不怎么写热闹故事。《龙船》却一反常态，写了有众多乡民热心参与的端午龙舟赛事。小河丁丁过往小说那种志怪、传奇色彩，在这部小说里倒也并没有褪尽，但弥漫在小说里的氛围，已经主要是乡俗活动的热闹了。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和故事最容易磁吸年轻的读者。“赛龙舟”是孩子们熟悉的，可是出场的人物和环绕他们发生的故事，尤其解甲归乡的“老红军”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是年轻读者所陌生的。“戏”的“看头”正是在这熟悉与陌生之间。让孩子们感觉最陌生的情节，可能是为准备赛船时的两次“偷”了。

    今天的孩子们已经很难理解，为什么打造新龙船所必不可少的龙骨木——椿木，非得是去偷来不可呢？为什么为了新造的龙船将来能赛赢对手，祈求龙船能“飞起来”，而需淋些鸡血在做龙骨的椿木上，这取鸡血的鸡还非得是去偷呢？凭我的年纪，凭我的经历，我就知道，这“偷”是必须的。这“偷”，是祖祖辈辈千百年的一种“讲究”。只不过是在儿童文学里，小河丁丁把中国这一古老的乡俗第一次结构进了自己的小说。虽然我的浙中乡里与小河丁丁的湘南乡里遥隔千里，但民俗却是“千里同风”。我们这里，元宵迎龙灯，这扎“龙头”需用的篾条，就必须到外村去“偷”。本来，竹林村村都有。但却是，我们村非得到外村去“偷”，外村也非得到我们村来“偷”。这是喜偷。不但在砍了竹的竹桩上按规矩用石块压上个红包（雪地里滴滴的红，红得格外显眼），临走时还需燃放一串鞭炮——要悄悄做的事，却大肆张扬，这不是办喜事的做法吗！小河丁丁写到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就一定得从打造龙舟开始，于是顺理成章写到“偷椿木”“偷鸡”两个游戏性环节。端午赛龙舟，一年一度，非同寻常，其中寄托着一年的念想，于是必须用“偷”的非常方式突破常规，以求赛事在第一步上就讨到个彩头。“偷”的这一套举动，亟富仪式感，也亟富喜庆感，还亟富刺激感。这种民族民间意涵非常渊深的传统习俗，它是龙舟赛事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寄蕴着对胜利、荣耀的想象。小河丁丁在自己小说里呈现出这种古老乡俗，才使《龙船》的根深深扎进了中华民族的沃壤，也保留下一份非物质的历史精神遗存——正是这样的一类记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迥然区别于西方民族文化，说明中华文明放置于世界各类文明中，在渊源上就具有无可争议的独立性。

    小河丁丁的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唢呐王》《葱王》之类乡俗加传奇的小说路数和模式。小说语言的民间文学化和方言化倒一仍昔往，而接地气之外却在新小说里更加了他此前小说里所欠缺的当今现实人间烟火味。显然，这是小河丁丁的有意为之。那么，这是否预示着小河丁丁的创作道路上，将从此“易辙”了呢？

    “小河丁丁一个人的文学行走”更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文学语言上。他乡土，又不是赵树理式的纯乡土；他的语言倒颇得汪曾祺的神韵，却到底又缺些汪曾祺那样的古文学功底和修养；他悉心追慕沈从文，却毕竟沈从文是现代文学人，而小河丁丁是当代文学人。他的语言确是活用了的乡土语言，并且由于不间断甚至无休止的文学创作劳动，已经形成了一套纯属于他一个人的、以雅致方式提炼民间口语的本领。小河丁丁式的语言，已经是小河丁丁文学本色、文学底色的一部分。于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干净彻底的排除了学生腔和书斋腔，排除了世面上大面积泛在的通畅却无味。

    水性好的在潭心劈波斩浪，水性差的在潭边浅水玩玩。实在不敢下水的，就坐在岸边石头上，或者船头，用脚打水。满潭水声、笑声、叫嚷声，满潭夕阳霞影。

    这样的文学语言，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所见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