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出版物或历史文献，就是围绕着“王权神授”这一主题而展开论说的。迄今所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历史文献《苏美尔王表》，开篇第一句话并贯穿始终、反复出现的便是“当王权自天而降”，明确提出“君权神授”。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记载了最早的国家治理，其最重要的主题同样是树立和阐释“王权神授”。《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帝尧提出继承王位的条件，即顺应时势、继承天命和掌握天道。尧对四方诸侯之长说：“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我在位七十年，你们之中有谁能够顺应天帝的命令，代替我登上天子大位吗？）帝舜即位后即向天帝报到，并嘱咐大臣要把上天交付下来的事情办好。《尚书·皋陶谟》还记载，上天把统治权委托给帝王，还要进行绩效考核的，考核的标准就是老百姓是否满意、是否幸福：“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都是来自百姓的，最早提出了“天道即民心”的思想。《尚书·汤誓》记载商朝的创立者商汤推翻夏朝的理由，便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中国古代一直把君王称为“天子”，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灭亡。在整个古代世界，无论中外，保存下来的主要出版物或文献资料，就是有关战争和宗教内容的，以及有关治国策略或统治术的。《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便载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有的文字记载活动都围绕着国家大事和国王的重要活动，它们构建起奴隶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可以称之为奴隶制国家的主题出版。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方社会进入了王国林立的封建社会。王权在与教权的斗争中处于下风，基督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意识和国王权威淡化，封建制国家甚至充当了宗教的保护伞，国王甚至充当了教会和教皇的工具与玩偶。与此相对应，经院哲学和神学开始获得统治地位，神以造物主的地位掌握着一切知识的创造权，教会掌握着一切知识的传播权与解释权或话语权。这一时期的主题出版或出版主题无疑就是宗教教义和各种阐释学说，它们垄断了知识学和知识领域，控制着意识和思想领域。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基督教哲学和基督教史学领域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包括奥古斯丁、波爱修斯、爱留根纳、托马斯·阿奎那、贝尔纳和罗杰·培根，以及史学家尤西比乌斯、格雷戈里、爱因哈德和比德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最初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文化繁盛之后，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便成为封建皇帝的统治学说，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得到了阐释、光大的机会，逐渐演变、生发了诸多流派和诸多学说，以至于后世和当代出现了新儒家及其代表作品。

  这些中外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出版物，如今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和经典不仅流传下来，而且仍然具有影响，我们甚至仍能从其中获得营养。因为它们是历史和时代的真实记录，是人类创造和思想的真实印记，真实地记录了人类进化和社会演进的主要轨迹和主要方式，是人类进化和社会演进的宝贵成果，是把人类自身的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的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们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还具有养料和启迪价值。

资本主义国家的主题出版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新的国家形态和资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是在打破封建制度，冲破封建的知识和思想牢笼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或主题就是解决其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建立和奠定符合其利益和诉求的新的知识基础、思想基础和道德基础，便成了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的主要方法和手段。辩护的成果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根基，也成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产业或现代出版，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或现代出版，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主题出版的烙印，植入了主题出版的基因。

  资产阶级思想家系统地批判了“君权神授”说，阐释了“天赋人权”的思想，以及“自由”“民主”“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思想，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石。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最终落在了所谓的正义的问题上，正义性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真正体现。资产阶级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资本主义国家形成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大肆著书立说，一方面痛斥封建主义和封建统治的不人道，必须推翻之，埋葬之；另一方面歌颂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统治合乎人类的伦理道德，体现了人间的公道正义。针对封建主对农奴的残酷经济剥削，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主张；针对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或以往社会存在的人身奴役关系，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的“正义”主张；针对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平等”的“正义”主张；针对以往社会“君权神授”的学说，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