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四川省卫健委官网印发《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一是取消了是否结婚的限制，将生育登记的中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上来，回归人口监测及生育服务本位；二是取消了生育数量的限制，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三是简化了生育登记的要求。

  此《办法》引发众多网友热议。对于生育登记松绑，四川省并非首例，多地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本书关注的是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问题就能解决吗？不！去往城市，来谈乡愁。作者比较了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大国大城》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并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中国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
而不是城市化过度
  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问题误以为是城市化的错。很多人会列举出农村的一些现象，认为这都是城市化带来的，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再比如“空心村”问题。简单来说，如果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并不需要过多担心，比如农业人口减少和“空心村”的出现。而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才是值得担心的，而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错。

  当前在中国农村有大量老人和女性留守，其原因是在当前制度限制下农村居民难以实现举家迁移，于是总是优先将年轻男性送到城市去打工。如果改革到位，大量家庭仅输送年轻男性进城打工的局面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中国真的到了农村劳动力枯竭的阶段，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农村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出现，甚至应该看到，一些年轻男性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已经富有了，城乡差距也由此不断缩小，国家也不需要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全面保护了。

  女性和年龄稍大的农村居民仍然有向城市转移的空间。最近，熊瑞祥和李辉文的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妇女因为在老家照顾孩子，影响了她们从事非农职业。而如果家里老人健在，就可大大缓解女性因为照顾孩子而无法外出打工的问题。这说明，农村的留守女性实际上是潜在的劳动力。中国的城市正在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服务业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并源源不断地为未来进城的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服务业对于体力劳动的要求远远低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这意味着，只要改革到位，未来农村居民举家迁移的趋势将越来越强，既可以缓解当前劳动力流动状态下家庭分裂的现状，又可能为未来的城市服务业不断输送劳动力。

  不管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会是人类发展的例外。恰恰相反，特大城市把减少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当做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绩，反倒会让这些城市成为全人类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违反经济规律来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当前，在特大城市招农民工比招大学生还难。一方面，上级领导要求减少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基层官员陪着企业偷偷地到外地去招工。更可笑的是，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还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而基层上报的外来人口却在下降。到底哪个数据出了问题，放眼一看全国情况就知道了，很多地方人口在逐渐流出，难道他们是人间蒸发了吗？

  【本文摘自《大国大城》，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6年7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