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沈玉芳认为，政府调控机制从什么都管转变到强调政府创造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和条件。对于“地区比较优势”，要强调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来造就地区优势，而不是由政府来规划。

需要什么样的“一体化”    “政府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建立市场竞争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制度法规保证市场经济竞争的公平、公正，减少交易成本，使区域整体效益达到最佳。”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沈玉芳在最近召开的长江发展论坛年会上提出上述看法。
    长江三角洲应该如何实现“一体化”，上海应该如何引领长三角共同打造世界级都市经济圈和大城市带，正成为上海乃至长三角经济界的热门话题。沈玉芳提出，要改变过去市场即政府、地域为主导的观点，树立市场“一体化”的观念。
    沈玉芳教授解释说，首先，“一体化”是市场经济范畴内的概念，计划经济中没有“一体化”这种说法；其次，“一体化”主要指金融、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方面的“一体化”，而不是产业规划的“一体化”；第三，“一体化”中政府主要是创造市场环境以及竞争条件；第四，“一体化”需要制度的健全。
    他指出，政府调控机制从什么都管转变到强调政府创造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和条件，政府主要是制定“游戏规则”。对于“地区比较优势”，要强调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来造就地区优势，而不是由政府来规划。
    推动长三角区域联动发展和一体化的核心及唯一途径，是全面推动和积极开展市场化条件下的政府间的合作联动，加强政府间合作，联动营造一个没有政府或少有政府参与的区域统一市场，以利于资源和信息的自由、合理、充分、顺畅地流动和配置。
    沈玉芳说，为积极推进长三角联动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弥补体制缺陷和机制缺失，长三角政府间合作和联动发展必需创立和完善三大机制：交流机制；协调机制；同域职能管理机制。
    他建议，可以突破现有体制约束，在不涉及现行行政管理框架的情况下，实现区域职能管理方面的一体化。具体操作，可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具备条件的先行，具体可以包括“长三角交通管理与规划”、“长三角工商管理和监督”、“长三角水务”和“长三角环境保护”。

坚持“三、二、一”    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徐长乐表示，上海要摆脱困境、迎接挑战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跳出634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范围，在长三角1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组合空间和区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寻求自身更大的发展，引领长三角共同打造世界级都市圈和大城市带。
    他认为，上海新一轮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困惑是，城市能级太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土地瓶颈制约，商务成本居高不下，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在长三角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众多领域和要素上均不占先。
    他建议，在具体做法上，上海要坚持“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大力发展与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定位相匹配的金融与保险、贸易与物流、旅游与会展、信息与科教等高端、上游服务业。
    徐长乐对把“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改为坚持“二、三并举，共同推进”的方针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目前在长三角15个城市中，上海是唯一实现“三、二、一”产业发展序列且三产比重超过50％的城市，2001年上海的三大产业构成为1.7∶47.6∶50.7，长三角平均为6.4∶51.5∶42.2，上海三产高出了8.5个百分点。这是上海在长三角15个城市中产业化水平最高的优势所在以及和周边城市相比上海的差异所在。但如果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80％以上的三产比重相比，上海的产业发展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特别是上海在现阶段的产业发展现状就是二、三并举，平分秋色的，如果重提二、三并举，实际给周边地区的感觉就是上海还要以二产为主、狠抓不放的意思，也就意味着上海仍将继续要与周边地区争夺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他说，上海应该继续坚持“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不应有所动摇。

等级体系发生变化    沈玉芳认为，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境地，至少还需要三到四个“五年计划”。
    随着沪崇启越江通道和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长三角城市的等级体系将会发生一系列相应变化。南通和宁波的城市等级将会有所提升，并有可能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二级城市，其城市首位度将和南京、杭州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南京和杭州，在沿海和上海一起成为“一线三点三连星”共同对外开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