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飞机、火车、导游手册、青年旅舍、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时代，旅行绝对是一桩费力费钱的事。从法国到意大利，你必须出一笔钱雇驿车，在城市之间往来，你得不停地更换坐骑；哪怕你行前做足了功课，一旦出发，若是没有当地的向导，你还是无法搞清自己来到的、途经的是哪一个小邦国里的哪一个城镇。四百一十年前，旅行是属于蒙田这样的人的特权：有车有房，有钱有闲，年近六旬，仕途基本画上了句号，积累的名望足够让他在其他国家“找到组织”——搭识各种同属上流社会的驴友。
    人们一般把文艺复兴的下限划在1580年左右，也就是在那期间，让蒙田彪炳史册的《随笔》写作告一段落，已写的部分交给了出版社。世人公认，是蒙田把“essai”变成了一种正式的文体，但他本人基于骨子里的谦逊低调，当年并未有如此意识，所以，他都等不及这本书出版就匆匆出远门，以纾缓多年的案牍劳神了。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自我怀疑的写照；在罗马法复兴的大背景下，他都不敢确信自己这些羼杂了大量拉丁引文——都是他自幼接受精英教育所获——的论说文字足以吸引读者，俘获他们的心。这个多虑的老家伙，即便在9月5日踏上旅途之后，都不晓得出于什么缘故，把记下沿途所见所闻的任务交给了一位不知名的秘书。
    《蒙田意大利之旅》的前一百来页都是由这位秘书代笔的。他很负责任。从文本来看，与其说他小心翼翼、没有遗漏什么重要的东西，不如说他谨慎地不添加任何不该加的评价。比如，他详细记录下当地政教人物的作为及其后果，而只是简单提一提主人的反应。这与蒙田随笔克制的文风十分一致。
    让人眼红的是，整本游记里几乎都没有什么斟酌开销的地方，可以看出蒙田一行人根本无需费心于此：他不带妻女，带了一个弟弟（马特科隆领主）和一班随从；他出发时有埃斯蒂萨克结伴随行，这位埃先生随身又带了五个人和一头骡子，两拨人一同组成了一个旅行团。就以旅途晚期在拉维拉的情况为例，蒙田一行人都能住得起当地一位领主的宫殿，“他们至少可以提供我看中的四间一套的寓所，要是我需要也可以拿下全幢。”
    住下之后，前来拜见他的都是意大利的贵族，有的是当地的，有的是恰好住在一处慕名而来的，所谓物以类聚，大抵如是。
    蒙田用人有方。他这位秘书不但写作尽心，而且似乎还兼了鞍前马后的护工一职。每写到主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律巨细靡遗。
    到罗马第一天，他先是讲述了蒙田对在街上见到许多法国人感到不满，讲述了在进关时遇到的小小麻烦，接着便细致地描述起主人的健康来：肾移位，服用山扁豆泻药、威尼斯松脂和味道类似杏仁奶的三种饮料。一个月后，蒙田又遭遇了一次恶性腹绞痛，“排出许多沙子，后来又是一次大结石，硬而光滑，在尿道停留了五六个钟点。”每写到病症及治疗时，他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颗一颗地清点主人拉出来的结石，甚至闻闻吃完药后排出的尿液的气息，好像有意提醒未来的读者：你们这些人不要无端仇富，蒙田大人有钱是不假，但他贵人贵恙也绝非闹着玩的。
    细读这本游记，不难发现“治病”是蒙田此行最主要的目的：肾结石和拉丁文一样，在蒙田家都有渊源。兹事体大，未可轻视，游记里早早就出现了关于讨论治病的记录。
    那时他们的车驾还没出法国，就在埃佩尔奈，蒙田与耶稣会会士马尔多纳交谈，后者谈到了在当时风靡欧洲的水疗浴场之一——比利时列日浴场——治病的经历。那里的水是要喝的，“疗效跟加斯科涅的矿泉相似……他好几次喝到全身出汗心跳，感到其药力很强”，强到什么程度呢？“青蛙等小动物往水里一扔就死……在盛了这种水的杯子里放一块手帕，立刻就会发黄。”
    以现在的观念看，大约找死莫过于喝这种水了。可是，哪怕马尔多纳直言“未见得比原先更健康”，蒙田也听得饶有兴味，并嘱他的秘书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在这之后，蒙田一路探访各种乡野秘方，尝遍了奇奇怪怪的矿泉草药。他自己主笔后，对头晕、放屁、肛门刺痛、拉什么颜色的屎尿、排什么造型的结石，记载之详犹有过之。
    不错，他的确是拿着这些记录一路求医的，但从《随笔》来看，蒙田与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大有不同。活在现代，谁没有几个“病友”，谁不认识个把信赖的医生？一份份体检报告把你往医院里送；可是在蒙田看来，人体熨帖于自然之理便是健康。他嘲讽医生，认为他们就是一群把小恙炒成大病的行家，他们所谓的成功治疗病例都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病人都是自然地、或因其他不为人知的意外而痊愈。事实上人人皆健康，病本质上是想象的产物，是求了郎中之后摆脱不掉的梦魇。结石是人体的杂质，与健康无干，消去结石，就相当于擦掉一块泥污，露出底下光光净净的瓷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