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蒙田（1533-1592）在《随笔》第三卷提到，他获得罗马元老院和平民会议颁发的“罗马公民证书”，人们才知道他旅行到过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他对人性世情观察入微，在《随笔》中写到很多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然而对这次历时一年多的漫游却只字不提，未免让人感到意外。岁月荏苒，这件事慢慢也被人淡忘了。

　　这样过了一百八十多年。1770年，尚斯拉德的教堂司铎普吕尼神父搜集佩里戈尔地区的历史资料，来到了蒙田城堡，那时产业已经易主，由塞居尔·德·拉·罗凯特伯爵居住。管家为神父捧出一只旧箱子，里面都是遗忘了几辈子的泛黄纸张。神父发现其中一份书稿，疑是蒙田的旅行日记。伯爵同意他把稿子带走再作深入研究。神父对这份遗稿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后，再到巴黎请教几位专家，他们一致认定旅行日记确是蒙田的手迹无疑。

　　稿子是小对开本，共二百七十八页，十六世纪末的字体与纸张。手稿前面三分之一出自别人之手，后三分之二是蒙田亲笔。蒙田在意大利卢卡水疗时，觉得用当地语言记事更方便贴切，他书写的部分中一半多用的是意大利语，回到法国境内又改用法语书写。因而这是一部颇为奇特的作品。

　　若要让这么一部文稿出版，需做大量校勘编辑工作。首先要把上面随意或者当时尚未定型的拼法辨别清楚，这工作由普吕尼神父开始做了，不久塞居尔伯爵收回稿子，交给更有名望的学者、国王图书馆馆长默尼耶·德·盖隆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定下这条原则，原书只改动错别字，词汇与结构基本保持不变，有点欠通而又没有把握勘正之处，为了不让读者怀疑对原作有丝毫的不尊重，也尽量保存原貌。

　　原稿中最难处理的还是意大利语部分。首先，意大利书面语言还处在蜕变时期，而蒙田使用——用盖隆的话说——自以为是的那种意大利语，夹了许多托卡斯纳地区方言、俗语，这让两个世纪以后的意大利人感到无从下手。付梓之前，撒丁国王御前考古学家、法国皇家碑铭古文艺学院外籍院士巴尔托利幸而恰在巴黎，他欣然接受这项翻译工作，还增加了一些语法与历史注释。

　　1774年，盖隆在罗马和巴黎接连出版了三个版本，稍后在当年和翌年又出了两个版本，可见此书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后来，存放在国王图书馆的日记原稿不翼而飞。盖隆主编的五个版本虽有不少欠缺之处，相互还不完全相同，但是后来的人只能用这五个版本进行比对了。

　　原稿到编者手里时并不完整，缺了前面几页，据盖隆说，“好像是撕去的”。缺了这几页，也就少了一些重要信息。蒙田“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后十年，还在专心写他的随笔，在波尔多出版了一部分，丝毫没有封笔的想法，怎么突然决定离开妻女，撂下庄园管理外出旅行，而且一走就是十七个月？

　　《随笔》对这次旅行没有直接记载。那么是什么情景促成了他的旅行呢？他在路上积极前往有温泉浴场的地区，住上一段时间，医治他从三四年前开始时时发作的肾绞痛。这是家族遗传病，他的父亲就因此去世。于是有人说是这件事使他不敢掉以轻心，要走出城堡换一换空气，试一试温泉的疗效。

　　缺了那几页，我们也不知道蒙田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和准备出行的。这也只能从历史与传记中去拼合当时的情景。

　　1580年，宗教战争在欧洲打得不可开交。法国历史上称为“三亨利之战”也在这时候爆发。亨利三世代表王室势力，亨利·德·那瓦尔支持被称为“胡格诺”的新教派，亨利·德·吉兹不满王室对新教的妥协态度，率领天主教神圣联盟，是胡格诺的死敌。

　　从蒙田年表来看，蒙田在1580年6月22日离开蒙田城堡。亨利三世已在一周前下令围困被神圣联盟占领的费尔。那是一座小城，但在宗教战争中是多次易手的兵家必争之地。拥护王室的马蒂尼翁元帅在7月7日实施围城计划。蒙田把战争看成是“人类的一种疾病”，但还是要履行贵族的义务。他未必参加冲锋陷阵，不过7月份大部分时间是在费尔的外围地区度过的。8月2日，他的好友菲利贝尔·德·格拉蒙伯爵阵前受伤四天后去世，蒙田护送格拉蒙的灵柩到苏瓦松。以后一个月他的行踪就没有记录。费尔攻城战在9月12日成功结束。《意大利之旅》一开始提到蒙田是9月5日，说他已在巴黎北面瓦兹河上的博蒙启程了，“蒙田先生派马特科隆先生随同那位青年侍从火速前去探望那位伯爵，看到他的伤势还不致有生命之虞”。

　　那位受伤的伯爵是谁？是不是在围城中受伤的？都不清楚。读了后面的文章才知道，同行旅伴只是四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包括他的亲弟弟马特科隆领主。旅伴中好像只有一人陪同走完全程。此外就是他们的随从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