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者易中天在上海国际书籍设计家论坛开幕演讲上说：“我忠贞不渝地、至死都不会改变地拥护纸质图书。”这话听起来好悲壮好沉重，仿佛是在抚慰台下一个个纸质图书设计的“遗老遗少”，在给他们打气加油呢。

    事情真是这样吗？纸书和纸书设计真的到了需要“苦守”、“死守”的地步吗？

    论坛第二天，轮到设计师陆智昌发言。阿智在秀了若干幅他设计的纸书封面后，忽然虚晃一枪，用他那很不标准的香港普通话自言自语道：“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接下去的整整30分钟，他展示了一个跟图书设计似乎浑身不搭界的项目：他和赵广超的团队开展的故宫项目。他们从一张二维的故宫地图出发，通过实地勘察、场景还原、创意设计，让故宫的一景一物栩栩如生地鲜活起来，再把人放到场景中，于是，原本沉睡的故宫一下子变得人声喧哗了。这个“我的家在故宫”项目现在变成了普及传统文化的一项课堂教育活动。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种跳出事情本身发问的方式，是陆智昌的设计思考方式，也是这些年来他跟世纪文景合作时最常有的设计状态。

    十年前，我找到陆智昌，邀请他为大型学术丛书“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作总体设计。记得当时阿智的第一个问题：“既然是这么重要这么多的经典，那封面是白的也没关系啊。内容文字的可阅读性更加重要吧。”这种自我遮蔽的提问方式一下子吸引了我。于是，我们脱开封面设计，讨论各种排版软件，跑到一家家排版公司看实际的录入排版流程，设计了不下20稿的版式样张，研究胶版纸的纹路与松厚度、手感……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出版的未来不在纸质图书，Pad阅读、数字化阅读是无法阻挡的潮流。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不妨也先遮蔽一下自己。问一问：未来，还需要阅读吗，还需要书吗，需要怎样的书？未来，阅读的边界改变了吗，出版需要重新定义吗？这番提问之后，我们会发现，传统出版失去了它的部分固有领地，但是，数字化背景下的出版和阅读囊括了比它们失去的部分多得多的版图。阅读跟人的生活方式连接得更紧了，出版成了一种解决方案：阅读解决方案、学习解决方案、研究解决方案。并且，越小众、越专业的出版领域，它的价值溢价越高。

    今天纸质出版和图书设计毫无疑问地必须考虑数字化对于阅读、对于购买习惯，甚至对于图书陈列的影响。记得有一次跟陆智昌聊天时，我谈到了学术图书数据库的建设以及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的新设计，分手后，收到了阿智的一条短信：“关于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的讨论，是否可多一个角度：人是否有重构书架的可能？若有，那需要怎么样的书？”

    他说参观过书评人止庵的书房了，这给了他数字化时代的读书人需要怎样的书架的启发。在学者、读书人有了各种数字阅读终端，有了超链接数据库和跨文本检索工具后，他们未来的书架和书架上书的模样是怎样的呢？他希望文景的编辑帮他摆一个书架，他要看看摆上各种书的感觉，然后再来谈将来的学术图书的设计……

    那天的论坛之后，我们一行来到上海外滩罗斯福中心的顶楼露台，在午后的阳光下，陆智昌沾沾自得孩子气十足地掏出他的“土豪金”手机，上午的演示内容全部装在这个手机里呢。他演讲的题目是：“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相遇——作为书籍设计者的尝试和体验”。

    嗯，数字化时代，阅读空间跟生活空间更成了某种互相嵌入的关系，没有生活，无以阅读，离开了生活空间，策划、创意、设计，更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