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一向有它不可动摇的位置，有深厚博大悠久的传统，只要用教科书和文学概论即足以回答其存在的重要意义，那么现在，文学的存在固然无可撼动，却也是一个需要重新思索和重新认知的问题了：它在今天如何存在，它的空间何在，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十年前这也不成其为问题，可以不回答，现在却无可回避了。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刻探讨并不仅仅是个文艺学问题，同时是个活生生的文学创作实践问题，是离不开当前中国文学身上所发生的诸多新关系和新变化的。比如，文学与阅读的新关系，文学与影视的新关系，文学与新媒体、与社会新闻的新关系，以及文学的传统领地和优势；在遭遇现代化转型的巨大挑战后，所衍生的新关系，例如乡土文学是否终结的问题，等等。倘若不能从这些新关系中寻找到文学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和新的生长点，那么关于文学如何自信与自觉，文学如何不可或缺的言说，都有可能凌虚蹈空。

    现在的中国文学已走进了世界

　　莫言获奖之后，我参加过一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我在发言中对这个“会标”提了一点儿不同看法。在我看来，这个提了30多年的老口号也该换一换了，不能老是“走向世界”，“世界”是否永远那么遥不可及，那么永世无法接近？现在的中国文学已不是走向世界与否的问题，现在的中国文学已走进了世界，它不在世界文学“之外”，而是“之内”。莫言的获奖便是一个明证，当然也不仅仅因为莫言的获奖。这一事件至少说明，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可能变成我们身边的事，中国本土作家也有资格、有实力获此殊荣，而且，中国够这种资格的作家远不止莫言一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正在为世界所接受，所欣赏。把近年获诺奖的外国作家的作品，与中国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加以比较，我以为我们的并不太差，份量也不轻，在文学理念上也并不落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它是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交流互动的反映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需要的也许是重新发现文学。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就一再被边缘化。纯文学期刊和纯文学书籍的发行量和受众数，不但上不去，反而降下来，其空间和平台也一再受限。与之相对应，是大众消费文化的高涨，是影像热、类型热、微博热等的此起彼伏，热得发烫。这当然并不奇怪，也是势之所至，非人力可以改变。因为现在是多媒体时代，图像时代，浅阅读时代，或被称为全民娱乐时代，一句话，“去精英化”的时代，肯坐下来静心读文学的人自然不会多。于是从总趋势上看，快感阅读在取代心灵阅读，实用阅读在压倒审美阅读。思想的表现则纷纭复杂，其中，如有人指出的，犬儒主义的盛行，看透一切，不相信崇高且嘲笑崇高，把一切化为笑谈的和光共尘式的混世主义，就比较突出，正在使思想的锋芒尽失。其中，将一切娱乐化，将娱乐泛滥化，娱乐不止成为主体，且逐渐演化成为生活之整体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也非夸张之语。在这样的氛围中，难道不应该重新发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重新认识当今文学取得的实际成就和它的闪闪珠贝吗？

　　莫言的获奖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至少意味着文学的自信力在一定时空中的回归、树立和生长。我们也许还记得鲁迅在世时对诺奖的态度。他认为自己不够格，同时认为林语堂等人也不够格。原因在于，他既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传统是否定的，不愿中国青年读中国古书，同时又觉得中国作家借鉴西洋文学还不成熟，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比起果戈理、易卜生们还差了一大截。那是一个倡导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埋藏旧文化、旧文学的时代。学习新的，必然就觉得心气低一些，而埋藏旧的，必然也把那古代积聚起来的自信也一同埋藏。鲁迅的这些话当然是有道理的，那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不但“技不如人”，“制不如人”，其文学也还远未能走向世界。后来，我们又封闭和禁锢了很久很久，这个问题也被长期搁置了。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提出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上世纪整个80年代至今，我们都在不断地打开门户，大力借鉴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大胆学习实验如现代主义及后现代的某些审美经验，逐渐树立起我们的文学自信。不仅是指先锋作家们争写实验小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有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和观念爆炸。此后，冷静下来，这种寻找和探索也从未止息，但更侧重于指向了中国经验和本土化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