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评出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我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炎武全集》和《中国古籍总目》（与中华书局联合出版）获图书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获图书奖提名奖，《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第二辑、第三辑）获印刷复制奖，我社还荣获先进出版单位奖。仅就本届图书奖而言，我社获奖数量为3个，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并列全国第七。综合一至三届评选，我社获图书奖共8个，位居全国第六，在地方出版社之中名列首位。

　　上述荣誉的取得，应该说是我社长期以来“坚守专业，力推精品”的成果。

　　一、秉持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坚守专业出版

　　作为一家享誉海内外的专业古籍出版社，高质量的古籍整理、独占性的资料集成与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著作的出版，一直是我社一以贯之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社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具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代表国家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研究水平的标志性出版物。我们深知，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我们的本职所在，也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坚守。无论是我们世纪出版集团的“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的宗旨，还是我们出版社的“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追求，都极其强调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我社正是本着这种意识，努力完成一项又一项的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出版工作。我社今年以及前两届获得图书奖的8种图书，全都属于古籍整理类与资料集成性的学术著作，这正是我们坚持使命意识的最好反映。

　　二、注重重大项目的长期积累，做到厚积薄发

　　不求一时的喧哗，立足长远的发展，是我社长期不变的做法。正因为有了相关方面的众多积累，才会从中产生出精品。在第二届政府出版奖中，我社的《中国家谱总目》获图书奖。在《中国家谱总目》之前，我社就出版了不少有关家谱著录与研究的学术性图书（尽管这一门类的学术成果本身就不算多），如《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中国谱牒研究》、《解冻家谱文化》等。在《中国古籍总目》出版之前，我社也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善本书提要》等相关类型的目录学著作享誉学界。这次获奖的《顾炎武全集》，更是长期积累方面的一个极好例证。我社对顾炎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早在1984年，我社就推出了由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的《顾亭林诗集汇校》；1985年，我社又推出了黄汝成集释的《日知录集释》影印本，并于2006年出版了该书的标点整理本；2004年，又出版了由谭其骧、王文楚等先生校点的《肇域志》。以上这些，都为《顾炎武全集》的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社近几年出版的图书中，30%以上都属于古籍整理与资料汇编，40%以上是相关的学术研究著作。长期积累，厚积薄发，是我社能一再获得图书奖项的有力保证。

　　三、全社上下高度重视，各个部门通力合作

　　针对我社的核心图书产品，全社上下都高度重视，确立社领导负责，并形成项目负责人、编务责任人、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责任印制层层把关的责任体制。在《顾炎武全集》、《中国古籍总目》、《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正式立项后，出版社就把它们列为重点项目，随后在制度管理、人员安排以及计划制定上做出了详细具体的部署。《全集》与《集成》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立项，出版社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负责全局工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分别制定了这两个项目的《进度管理办法》、《质量管理办法》以及《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财务管理细则》，并全程加以落实。组成了精干的编校小组，由富有学识和经验的老编审担任主要审稿工作，校对部门也抽调主要力量，严格三审三校程序。在校对、美编、出版等部门任务扎堆的情况下，出版社多次召开协调会，确保了重点项目的优先执行。在《顾炎武全集》整理方不能按时交稿的情况下，社领导及时出面协调作者方。同时，社里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了编校流程，化整为零，先来稿先审读、先排字、先校对，各部分书稿的审读、排字、校对基本同步进行。这样，形成了流水作业，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基本做到各个环节的无缝对接，有限的时间得到了高效的利用。在具体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虽然灵活改变了一些流程，但三审三校的环节一个不少，为确保质量，校对实际上还增加了一个校次。在发稿、校对、出片、付印等每一个环节，都保证必须有具体编校人员、出版人员、责任人、领导的签字，方能进入下一个环节。严格的操作规定，最大限度保证了出版物的品质。《全集》正式出版后，出版社还组织人员进行了结项自查。可以说，全社上下的高度重视与通力合作，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与贯彻落实，是我社重大项目能得以圆满完成的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