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研究，必然带来岩画制作年代判定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尚未解决岩画年代的直接测定问题，中国一般都采用综合分析法，耀良先生在研究中有新的进展。他在内蒙古临河地区注意到当地在新石器遗址中采集到众多的短小石凿，只有四厘米左右长，直径约一厘米，一端锐尖一端平，通过敲击，能凿动岩画。而临河是中国岩画所存最繁密的地区。更有直接意义的是，耀良先生在人面岩画的最晚期遗址中，发现了十多个石斧形岩画，有的镌在威仪的人面之旁。这表明最晚期的人面岩画，仍处在石器时代。
　　
    查寻与上古神话的对应

　　这本著作更有价值的部分，是论述了人面岩画与中国上古文化之间的关系。岩画是在孔子时代就已失传了的一种文化，所以浩翰如海的典籍中几乎无此记载。但现在看来，却与上古神话形成极微妙的契合。如《山海经》中记，弱水是条“鸿毛是沉”的神水，不能越过。人面岩画从东部沿海雄强西进数千公里，却果然在弱水东岸止。耀良先生认为神话其实道明了弱水是东亚史前文化西传的边线。

　　耀良先生还在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附近的一座山巅上，发现一处以三块巨石构成的史前祭坛。这圆、方、椭圆形巨石中，共镌有喻作席位的十个圆凹。耀良先生结合岩画研究，认为这与上古之时流传于当地的“羿射十日”神话有关，那祭坛所在地即是历代学者所寻找的《尧典》中记有的祭日之地“旸谷”。书中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耀良先生也据此颇有深度地解析了将军崖岩画所藴含的文化、宗教意义。它与《尧典》记载的祭日大典基本对应。而《尧典》中部分记叙又与出土的甲骨文对应，这证明《尧典》中的思想，起自于更遥远的往昔。它与岩画契合，完全存有这种可能性。

　　先秦典籍关于“五帝”中少昊大帝的记载存有矛盾，一方面说它居住在东部沿海，主日出，却又记它是西方大帝，司日落。春秋时居山东南部的郯人认为其远祖是少昊氏，崇鸟图腾；而居西陲之地的秦人却也自认为是少昊氏后裔，祠少昊。现代考古又证实山东、江苏一带的大汶口文化确与神话少昊氏部落有关。这一矛盾，历史上不少学者试图给予解说，但都不圆满。本书的研究，实际上为这未决的文化悬案作了解答，人面岩画由东向西传播至黄河上游，便表明史前初民或其文化发生过这样的长距离迁移，神话传说中的矛盾，实际正是指认着这种遥远年代前发生过的事实。

　　当然，重要的是岩画的这种传播方向的认定是否可靠，这也是耀良先生所考虑的重点之一。他先后去内蒙古一带四次，运用器形说和传播学理论，逐个审定岩画遗址。还进入巴丹吉林沙漠，将最西端的人面岩画与最东端的相比较，最终才作出结论，论据应是充分的，因为人面岩画是以连续性点式传播,点与点之间多则几百里，少则几十里乃至几里。每两点之间的图式能明显见出承继性。书中就此作了详细论述，并将岩画照片作了图式排列。
　　
    觅见甲骨文、金文字的祖形

　　人面岩画与甲骨文、金文和商周青铜器纹饰之间的源流关系，是本书的精彩部分。自20世纪初发现并认定甲骨文以来，寻找其源头，便是当今学术界所瞩目的问题。耀良先生在实地考察中至少发现二十余种岩画图符似与甲骨文、金文字有关。书中着重对“车”、“皇”、“魌”字作了具体考订，尤其是“皇”字，无论是字义还是字形，从岩画演化到文字的逻辑关系无可怀疑；而岩画中关于“皇”字的祖形，又能理出从具象到抽象的整个演化系列，这个系列的顺序与人面岩画从东部向西部传播的顺序完全一致。这表明关于“皇”字的观念在成字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它与人面岩画由人格性到神格性的发展过程完全重合。

　　人面岩画神格性的主要特征是作为祖先的人面逐渐与太阳相结合，于是圆形人面周沿被添加上了太阳光芒。耀良先生将实地拍摄到的照片，按由东到西演化顺序，逐个排定出了发展系列。原先单纯类圆形的人面，怎样显出太阳的光芒然后光芒越来越密，到人面岩画最高潮时，密且长的光芒线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方。
　　
    追溯“天人合一”观念的源头

　　本书以准确无虞的数据，证实了中国史前曾出现过的一个太阳崇拜的时期，这种崇拜曾达到异常辉煌的程度。而这一切在中国先秦典籍中却无此记载，只能隐约地见出一些折射。人面岩画研究复现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不仅如此，本书还从中寻找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观念的源头。祖先神逐渐与太阳神合一，在原始初民的观念中正是天与人的合一；人面岩画最初被镌在山脚跟，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也就被越镌越高，最高潮时，百十米高的山峰峭壁上遍镌太阳形人面岩画。这种观念在岩画的图式中被表现得至圣至崇、雄强健旺，坚硬的石壁由此被磨凹出无数的人面图像。从这种观念所具有的力度看，它也似乎注定会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哲学的最基本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