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曾有过这样一句话，“即使现在，有谁谈论文学？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对于一场战争最热烈的纪念莫过于此--文学诞生于死亡的阵痛，它是死者的遗迹、生者的哀歌，它将生命从转瞬即逝拯救至不朽，它为所有人留下了一份可供凭吊的记忆。
    作为世纪文睿出品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英国作家约翰·多诺霍的《奥斯维辛骷髅俱乐部》从标题就足以抓人眼球，这是一个与国际象棋有关的故事，以象棋为引线，穿越了生死、宽恕、信仰与人性等一切和战争相关的母题。约翰·多诺霍用他独特的、直浅简洁的行文风格，讲述了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一桩陈年故事，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没有拯救人类、没有结束战争，更没有改变世界，他唯一想告诉我们的，大约只有如何宽恕--宽恕他人，也同时宽恕自己。
    小说《奥斯维辛骷髅俱乐部》有个鲜明的特点，每一个章节标题都是一场以象棋专业术语命名的生死攸关的攻防战，但是，无论你对国际象棋是否有所了解，都可以深深进入这个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错的故事。小说以棋局为媒介，带着读者从1962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象棋锦标赛上，穿越时空回到1944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个死亡的、湿漉漉的，洒满黑色花瓣的集中营中，展现黑白棋子如何在时光轴上劈出道路，人性的火种如何在扭曲狰狞的泥淖中熠熠生辉，以及生而为敌的不同阵营的人们，如何在枪炮与鲜血之中绽放出一朵用信念与友谊浇灌出的玫瑰。
    1962年阿姆斯特丹国际象棋锦标赛与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生死对决赛，这两个场景在小说中彼此穿插，以过往闪回的方式进行插叙与倒叙，人物的身份也随之变化--他们都是“从另外一个人生所转变过来的人”。1944年时，埃米尔·克莱蒙，作为一个优秀的钟表匠，他本该与娇妻爱子共享天伦之乐，然而天生的犹太人血统将他带进了那死亡的营地；保罗·麦斯纳则是一名从苏联战场上负伤退居二线的纳粹军官。而到了战后的1962年，麦斯纳从英勇善战的前线士兵到负伤退役的纳粹军官，再到病入膏肓的虔诚神父，埃米尔从钟表匠到集中营囚犯，再到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在这一系列的身份逆转中，唯一不变的只有对生死的从容，对宽恕的反思，对人性的挣扎。麦斯纳与埃米尔作为其中的灵魂人物，一个用宽恕解脱了对方心灵的枷锁，一个用从容的信仰照亮了绝望的前路，这两位的人性光辉同样庇佑了身边的人们，并赐予这个故事一个非常优美的结局--获得了自我宽恕的人们将神父的骨灰扬入天地，从此清风是他，山泉是他，雨霓是他，草木是他，而在这其中的最后一盘国际象棋，也将是为他。在那个年代，水火不容的两种人，他们的关系在国际象棋比赛中有了奇妙的转折，在那个一切理性、感性与人性都被摧残扭曲的时代，当从容的信仰与人性的善良相遇，那片绝望笼罩的泥淖之中，似乎终于垂落了一根金色美德般的救命稻草。
    时代在历史中诞生，文学则在凝固的血液与流淌的泪水中绽放花蕾，“奥斯维辛之后，人们还能否有诗？”面对昔日西奥多·阿多诺提出的艰难的命题，约翰·多诺霍用这样一局国际象棋，简洁而有力地回答了--“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除了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也正是《奥斯维辛骷髅俱乐部》试图传达给我们的--让生命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刻，也不会显得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