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
何建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6月

他们义无反顾
文/何建明
  我们来看陈延年吧——

  这位当时年仅28岁的中共上海地区领导，之前接替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

  在广东，由于陈延年一开始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些困难。于是他努力在语言上攻克难关，并积极投身到工人中去，经常与人力车夫一起躬着身子拉车。

  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当“车夫”。陈延年知道后，不仅没生气，反而非常高兴，他对身边的革命同志说，共产党人当车夫，这不是耻辱，而是十分光荣的事，因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党，这有什么不好呢？

  他很快打开局面，在不到两年内，发展党员人数从过去的几百人，猛增到五千多人，仅此就很能说明陈延年的工作能力。

  在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时，广东声援上海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辉煌篇章，而这正是陈延年与其他革命者一起领导的结果。

  陈延年及弟弟陈乔年，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人生里，几乎没有沾过父亲的一点“荣光”，相反，伴随他们的常常是无尽的艰苦和一次次的危险……

  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从小都在老家安徽安庆生活。1915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全家人才搬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幢砖木结构的小楼里。

  那个时候，陈独秀的生活并不好过，其妻高君曼患病严重，身边又有两个十来岁的儿子，最主要的是陈独秀很不“安分”，一心忙着办杂志，可又没钱，虽然有朋友帮忙，但全家生活仍十分艰难。

  这一年，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横空出世，给中国革命带来无限光明，可对陈家来说，陈延年只能带着弟弟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以维持生计和交学费，常常处在饥饿状态，而且他们还要照顾有病的母亲。

  但即便如此，陈延年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类新书刊，包括父亲编的《新青年》。父亲陈独秀在家里也很有些家长式的霸道，儿子们既怕他，又有些恨他，但“老子”的文章却又被儿子偷偷地喜欢。

  比如《新青年》上的创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云云，陈延年读得热血沸腾。

  因为喜欢法文，陈延年的法文功底很好，于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留法勤工俭学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之时，陈延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陈独秀马上答应：“好啊，这个我非常支持！”正在帮助一批批青年干部去欧洲深造的陈独秀，对儿子的想法十分支持，并且在陈延年提出带弟弟一起去时他略深思了一下，便点点头：“也好，你们一起去、一起回，相互有个照应，留在我身边反而不是良策……”

  于是，1920年初，陈延年带着弟弟陈乔年，加入了留法队伍，成为了蔡和森、赵世炎和周恩来等革命青年队伍中的一员。

  1922年，陈延年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这年秋天，他经法共党员、后成为越南共产党领袖的胡志明(当时叫阮爱国)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不久，中国共产党正式承认原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及加入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是这个支部的领导成员。弟弟陈乔年也是“少共”的成员。

  1923年，遵照中共中央指令，12名中国青年党员由法国转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此时的陈延年和弟弟都已经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1924年夏，陈延年比弟弟陈乔年早半年回到祖国，在上海只停留了半个月，就被派到广东工作，从此开始真正的革命实践。

  陈延年是1927年4月15日秘密回到上海的，到7月4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他作为新派到上海的中共上海地区的负责人之一，每天都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胞，被敌人一个个甚至一批批地杀害……

  然而陈延年的被捕和牺牲来得太突然，太惨烈！

  4月16日至18日上海成立以李立三为首的“特务委员会”，5月，周恩来、罗亦农等就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五大”，留在上海的陈延年实际上一直在负责上海地区对付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国民党反动势力。

  原先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是骨干分子被杀害了，就是断了联络线；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办公与联络点也被破坏得七零八落，残存的一些地方，又每时每刻处在危险之中。

  陈延年作为中共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天天去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同时还要把断了线的党员和组织联络起来，这种工作之复杂和危险性不言而喻。

  有一次陈延年发现，在一条街上，竟然有好几个党的组织机构，这是非常不安全的，于是他立即着手调整和重新安排地方，这对人生地不熟的陈延年来说，很艰难，稍有不慎，便可能会落入敌人的魔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