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镣行》与刘伯坚家书
文/何建明
  刘伯坚是1920年就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就在那个时候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刘伯坚回国，他被派往国民党的西北军任总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接受党的安排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化名为“王大年”，任宣传部长，不久他的职务由李富春接替，而刘伯坚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

  其后，他先后出任中革军委秘书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执行委员，1931年参与领导和指挥了宁都起义，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北上抗日时，他与陈毅等留守在赣南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刘伯坚不幸被俘，当年3月21日被敌人杀害。

  聂荣臻元帅这样评价刘伯坚：“伯坚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老党员，著名革命家”，“伯坚和我同在法国、比利时学习、做工，并进行工人活动，以后又同在苏联学习。1926年他回国后并肩战斗于中央苏区，关系殊深。我读过许多诗，大多慢慢地淡忘了，唯独伯坚的这一首《带镣行》始终铭记不忘。每念及此，总是勇气倍增……”

  元帅特别喜欢的那首《带镣行》，是刘伯坚在监牢里写的。1935年3月4日他带伤被捕后，敌人将负伤的刘伯坚游街示众，但刘伯坚面对敌人的拷打和羞辱，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坚不可摧的豪迈气概。当日，他写下了一首诗，题为《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我们熟悉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带镣行》就是刘伯坚所作。

  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有一封刘伯坚在狱中写给妻子王叔振的兄嫂的家书。刘伯坚与王叔振1927年在上海结婚，之后他们因革命工作需要，聚少离多。但是刘伯坚没有想到，在他就义之前，其妻王叔振就在福建西部游击区牺牲了，已先他一步去了。狱中的刘伯坚不知道这一情况，所以怀着对亲人和孩子的挂念之情，写信给妻子的兄嫂说：

  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多么气壮山河的誓言！妻子王叔振在牺牲前并未看到刘伯坚留下的遗嘱，而是身负幼儿在枪林弹雨中与敌军拼杀。因为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她迫不得已将刚刚出生不到四个月的三儿子刘熊生送给了当地一个姓黄的家庭。

  刘伯坚与王叔振结婚后共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刘虎生、二儿子刘豹生和三儿子刘熊生。在他们去往中央苏区前，夫妇俩先将长子刘虎生送给了大嫂，之后大儿子虎生就再也没见过父母。年幼的虎生从小就被舅妈教育不许与别家的孩子接触，不许跟别人说自己的家事(被敌人知道会被抓走)。

  1938年，虎生被党组织找到送往延安，他才将父亲生前在狱中寄给舅妈的两封家书(缝在贴身的衣服里)，交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十分珍视，一直收藏在身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儿子刘豹生，是刘伯坚在被俘前的一次战役中寄养给他人的。因为所在的部队走得很急，他就将刘豹生放在一个竹筐里，他和战士们翻山越岭，行走于山路竹林之中，轮流挑着装着孩子的担子。

  当来到一处河边时，刘伯坚将装着刘豹生的竹筐交给守候在那里的郭婆婆，对郭婆婆说：“如果我牺牲了，我这儿子就做您的孙子。”郭婆婆是当地的船户，她为了保护刘豹生，给他改名换姓叫“邹发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保存的刘伯坚在狱中写的家书，才找到了他。这一年，刘豹生14岁。

  因为挂心三个年幼孩子的未来，刘伯坚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信给亲人嘱咐两件事：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必然要想方设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须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的感情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勤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