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得《围城》之益，钱钟书的大名飞入寻常百姓家；更或许是得《围城》之累，好事者不免疑心假博士方鸿渐是否有作者的影子。疑心归疑心，那倒不打紧，有闲工夫自管疑心去，谁也干涉不着。可问题是现在有人找出证据来了，由不得人不严肃起来。最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文系的唐亮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指出，杨绛著《我们仨》，说钱钟书在牛津攻读的是学士学位，而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又说，“钱锺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 唐先生说：“笔者不禁迷惑了，钱先生到底攻读的是博士学位还是学士学位？”

　　唐先生说的也是，杨绛是钱钟书的那口子，相伴半个多世纪，而且是钱钟书留学生活的当事人，难道毕业证上写的是学士还是博士都弄不清楚么？这事不合常理，连我也“不禁迷惑了”。

　　不过，唐先生是大学教师，“因为自己文言学得不好”，对钱的“学术著作，则不敢妄言”，而对钱先生的学位放心不下，企盼“方家能指点一二”，以释“心中之疑”。这让我更加迷惑了：就钱钟书这种举世公认的大学者而言，究竟获什么学位，真的很重要么？不关注学问而关注学位，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呢？

　　钱钟书曾批评陈寅恪小题大做，盯住杨玉环的处女身份说事。依我看，若从研究上讲，钱钟书的学位问题似乎更不值得立论。就说这位陈寅恪先生，也是留学生，而且游学欧洲十四年，一个什么硕士博士也没获，可人家的学问如何？煌煌大著摆在那儿，谁不叹服？即便钱钟书真的并没有一顶博士帽，难道《管锥编》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想当年《红楼梦》名满天下，以至于“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士大夫装璜门面，以此相标榜。现如今是钱钟书名满天下，形形色色的人们喜欢拿钱钟书做谈资，一副似乎很爱钱钟书的样子。可究竟有几人是真爱钱钟书的学问呢？

　　有位朋友是《围城》迷，爱屋及乌，把《管锥编》也摆放在书桌上，好多人因此仰视他。谈钱钟书的逸闻趣事，他滔滔不绝；真谈钱的学问，不到一个回合便折下马来。他是历史系毕业，且不弄学问，咱不怪他。问题是有些正经八百的学者也叶公好龙，带着博士，出着专著，张口闭口钱钟书，可竟然不读钱先生的著作，将钱先生早已解决的问题照样弄错，延袭前人谬说而不知有钱先生的高论在。这叫人心里很不舒服，简直可以说是“恨恨那可论”。翻一翻叶舒宪的《诗经文化研究》，翻一翻聂石樵的《诗经新注》，我就怀疑他们是否读过《管锥编》中的《毛诗正义六十则》；翻一翻一位宋代文学教授的《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我同样怀疑他是否读过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不说了，说多了得罪人多。虽然说现如今连做人标准都一再降低，做学问似乎也不必像郑樵一样力吞全牛，一网打尽，可毕竟学问是天下公器，容不得披着学者的袍子忽悠人哪。卖啥吆喝啥，要想做点学问，钱先生这座高山就不能绕过去。

　　章士钊晚年著百万言的《柳文指要》，毛主席评为“义正词严”，钱钟书说他(章士钊)所见不博，殊有谬误。怎么个谬误，钱公没说。鄙人翻阅柳文，就发现柳宗元一处小纰漏而不见于章的《指要》。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将“黎献”一词作“百姓”之义来用，这当然不对。柳宗元这时才二十三岁，毕竟年轻，学问尚不够圆通成熟，用错一个词，没什么大不了的。章老嗜柳情深，下笔有个轻重缓急，也可以理解。我想说的是，出错固然不可绝对避免，但毕竟有个性质问题。研究学问而不懂相关领域的成果，束书不观，堂而皇之地以讹传讹，那才真的令人“不禁迷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