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年以前，我去探望杨绛先生时，看见她正在认真钻研哲学著作，桌上放着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英译本，她告诉我，康德在书中说，有两样东西使他越来越感到神奇和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于是杨先生问我，你认为人死以后是否有不灭的灵魂？对于这个人生终极关怀的大问题，我一向糊里糊涂，因此惶惑得很，只得用年轻时在课堂上学来的一鳞半爪的知识来应对，我说：人虽然是万物之灵，有极高的智慧，但毕竟也只是一种动物，人死了，灵魂(精神活动能力)也随之消失，身体焚化了，归于泥土，转化为另外一种形态的物质。杨绛先生不同意我的话，她认为宇宙万象显示出一种森严的秩序，它的存在决不是偶然的。最近读了杨绛先生新作《走到人生边上》，才知道她一直在自问自答，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真正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一位96周岁的学者谦恭自省、上下求索的精神不但令人感动，我认为简直是在创造奇迹。综观古今中外，还有哪一位作家能在这个年龄保持如此清晰缜密的头脑和如此温婉从容、深邃大气的文笔？ 

    “人一辈子都要锻炼自身” 

    《走到人生边上》由两大部分组成，前半部是杨绛先生对于人、鬼、神问题以及对于灵与肉、人与天命、人生价值等问题的思索。后半部是14篇长短、详略不同的散文，作为主体部分的注释。其中《温德先生爬树》、《劳神父》、《记比邻双鹊》、《她的自述》等篇堪称当今散文之极品。杨绛先生在书中说，她曾向不少个与我同年龄段的人问过同样的问题，所得到的回答竟惊人的一致，都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显然代表时代风尚，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但杨绛先生不以为然，她相信“大自然的神明”或“神明的大自然”，她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她说，无数事实证明，科学愈昌明，那支配物质世界的定律也发现得愈多、愈精密，“这个秩序井然的大自然，不可能是偶然，该是有规划、有主宰的吧？”“如果物质自己能定出这么精密的定律来，这物质就不是物质而有灵性了，该是成了精了。”人死后灵魂之有无，是有史以来世世代代人们争论的老问题，我看，人类对此永远也不可能得出结论，因为，正如哈姆雷特所说，死亡是“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究竟有没有阴曹地府和天堂乐园？谁都无法证明。但是，这里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那些相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的人们，会因担心死后受惩罚而不敢在生前放肆作恶，有些人年轻时作了恶，晚年也会像杨绛先生笔下那位良心发现的邻人那样痛苦忏悔。然而，“物质主义者”(即不相信有不灭的‘灵魂’的人们)，根本不信因果报应，他们如果作恶，会无法无天，没有道德底线和良心底线，真正达到无所畏惧的地步。《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在弄权铁槛寺时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 

    那么，如何使人世间种种恶行得到制约呢？杨绛先生在书中作出积极的回答。她深信人是万物之灵，“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唯有人才是“天地生人的目标”。她深信“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婴儿都天生具有灵性良心；然而，人同时又具有血肉之躯，“灵”与“肉”之间不断会有矛盾和斗争。善人和恶人的区分，是灵与肉谁战胜谁的结果。她认为，人一辈子都要锻炼自身，用灵性良心管制住肉体，使其不致肆意妄为。超越了肉体欲望的“我”，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表面看来，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其实是切中肯綮的。经过极左和文化大革命摧残的我国教育事业是个重灾区，天真纯洁的儿童曾被教唆去“批林批孔批周公”，从小学会讲一套假大空套话，等他们长大，却连“不能随地吐痰”都做不到，不 
习惯，罔论如何做一个好公民了。 

    以人格力量影响和教育下一代 

    这里我想讲两个关于杨绛先生的小故事。 

    J君出身贫下中农，成长于边远山区，完全可以理解，他在生活习惯、文化素养上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钱钟书、杨绛是格格不入的。“文革”初期，他曾(用他本人的话说)以“极不礼貌”的态度狠批杨绛先生。不料，风云变幻，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忽然被指控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那些乖巧的人不吃眼前亏，他们按领导要求的口径，瞎编一气，顺利过关；但J君是个“一根筋”，不肯说瞎话欺骗组织、贬辱自己、诬陷他人，于是就陷入即将受到“从严惩处”的险境。他最担心的是：身在农村的老父、妻儿一旦失去生活来源，将无法生存。杨绛先生喜欢J君表现出的诚实品质，她不顾自己处境危恶，悄悄让J君写下家庭地址，并向他庄严承诺：一旦他入狱，她将按月给他的一家寄生活费。什么叫“知识分子——社会良知”？我看，这就是！……J君至今对此事感念不已，我看见他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个大大的“人”字，据他说，他从钱、杨两先生身上生平第一次学到了如何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