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日前落幕，在经过了好几轮拉扯与争论、激辩与反诘、补充又拿下、起死又复生的戏剧性回合之后，好书榜单终于出炉。有意思的是，所有评委都是带着自己的满足与遗憾离开。私下认为，大概最怏怏不乐地要属学者江晓原先生，因为他所推荐的偏科学类著作因为票数关系，并没有多少进入参评之列，好容易有本心仪的《原子弹秘史》在他力荐下入围，到达最后“刺刀见红”的阶段，也被有些评委质疑为离普通读者太远而终被弃之。

    标准在民主投票的议程里，永远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精确的概念。虽然平心而论，这个立志要做大做强且渐在图书界有了公信力的好书评选，并没有多少“阴谋”可说。为自己喜欢的书拉票，绝对可以视为阳谋，是能够正大光明放到桌面上做的，甚至不惜与反对它的人叫板，指摘对方所选图书有哪些硬伤，那一份入戏的真切着实可爱。

    此次十大好书书目，内地作家的作品被排除在外，并不是一个意外。在连续三届的好书评选中，给内地作家的席位都不太多。第一年只有李锐的《太平风物》入选。第二年没有，这次仍然让内地作家止步于三十。相反，张大春、梁文道等港台作家的作品，颇得青睐。如此的厚此薄彼，用一位评委尖刻的话语说，就是要让这些内地作家反思一下，到底作品里面缺什么。缺什么，私下认为，要看你从哪个方面说。整体地说缺，绝对无可厚非（这个时代检省每个领域，哪个敢说不缺呢），但若是不落实到具体作品而谈缺失，这个论调基本属于放空炮。但我并不因此就觉得内地作家多么的受委屈。要说反思，这个群体真正要反思的倒是，为什么围绕着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失望，这因失望而滋生出的抵触阅读的情绪，甚至会莫名影响到一些陌生作家作品。名不相符、水平下滑，再加上过分的炒作、言不及 义的腰封，这些都可能成为作品失信的原因之一。这固然可以将之归为作家对于出版商行为的无可奈何，但是若都只有接受而不做拒绝，带来的后果便是这般，令一些还算严肃的读书人也难以对这一群体产生集体的敬意。以至于连我都感到，要为一个陌生作家的作品鼓与呼，甚至必须拿出，文学之外的理由。

    什么是文学之外的理由，以这个奖的眼光来衡量，敬意，或许是最能说服人的理由。梁文道的《常识》与张大春的《认识几个字》，都非鸿篇巨制，而它们都高票入选。有记者因此问评委，一本讲常识的书（而不是有深刻哲学意味的书，注意）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评委之一的学者止庵说了一句话，竟然和梁文道在《常识》中不谋而合——我们这个时代，缺的恰恰就是常识。

    这可能也是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和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入选的潜在理由。虽然它们脱颖而出，还因其厚重的学术分量。杨奎松先生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去年也曾跻身这个评选的十大好书之列，而今年，当他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时，评委之一、万圣书园经理刘苏里忍不住赞叹，杨先生的学术研究，一年一个新高潮。“在建国60周年的众多历史叙述中，这一部作品是最有含量的，它的下卷，涉及建国初期周边关系，包括国家关系、党的关系等。”我想他的意思还包括说，这个可敬的学者，在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填补着一些重要的历史空白。

    《小团圆》入围，并不是因为敬意，而是因为“争议”。评委之一的上海书评人小宝一上来就反对它参评，理由是它的出版违背了作者的意愿，是本不该出版的书。而同为评委的陈子善、止庵则是《小团圆》的力挺者。陈子善回应第一条反对理由，这样说：退一万步说，即使作者的意愿被违背，如果有研究价值，也是值得的。那么被争议，又怎能说明它是好书？陈子善回答，争议正好证明，它的文本复杂，我们要郑重对待，以免造成误读。从各个角度读。就我自己，对《小团圆》，真的并不如他们那般热爱，但我还是被这个理由说服，我愿意通过自己的一票把它留在榜单中，是因为围绕着它的出版有太多的喧嚣，也许，热闹过后，它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把《蒙田随笔全集》拉来参选，被一些评委认为是浪费选票——它的好还用你评吗？但是陈子善坚持，这是一次有价值的重译。和经典重版是两回事。

    而《金融的逻辑》顺利入围，则是评选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忽然发现，与大家息息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竟然一本没有。

    外国文学没有让《恶童日记》入围，智利天才作家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就变得弥足珍贵。作为我，本来票是冲着雷蒙德·卡佛《大教堂》去的，但有评委指出它的翻译不如《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只好怅憾作罢。

    说到评选标准，标准可能在时时偏移中。是呈现姿态还是看重读者真实的呼应？要内容的高精尖，还是要让普通读者能够得着，可谓人人心里都在权衡。好在这里面还穿插着这么个不断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有说服便有指摘，白璧微暇，毕竟是暇，好书杀进前十名，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