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可算是法语翻译家马振骋的“本姓年”，他家里因此添了不少“马”元素：大门外墙上挂着马主题海报，书房里一幅可爱的儿童画，画的是卡通马上骑着“小王子”。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是马振骋最广为流传的译作，但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这位法国作家在中国还籍籍无名。他最享受的，不是翻译名著，而是“把一部没人听说过的作品翻红了”。

    马振骋和他的书房，用上海话概括就是“腔调太好”。一进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亮堂，书桌是靠窗的，大窗外面，近处全是低矮的红顶民居，视野从南京西路到陆家嘴，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形。“住过这一区，其他地方都不想住了，”他半开玩笑地说，“老有人问我爱上海的理由，我说理由不用多，你去一去外地就知道了。”虽然读大学之后在南京、北京待了20年，马振骋还是保留着老上海作派，此前他一直客气说书房太杂乱，其实不仅不乱，而且相当好看。沙发上、桌椅上都铺着各种颜色的格纹毛呢毯子，房间里的小装饰也都经过精心设计，比如把印有洛特雷克作品的丝巾裱起来挂在墙上，书架一侧则贴着早年从巴黎带回来的明信片。我刚坐下，他就去张罗吃的，几分钟后端来整套下午茶—一壶红茶、一叠柚子酱、一盒黄油饼干、一碗糖果—自己却不吃，推说吃过了。我提起他译作中的“另类”—前苏联驻法国大使弗拉基米尔·费多洛夫斯基写的“俄罗斯三部曲”，他又立刻起身去找，找不到多余的样书，便把仅剩的 3 本拿给我说：“借给你看，记得还我就行。”

    最近马振骋又翻译了一本相对小众的作品，黎巴嫩作家、龚古尔奖得主阿明·马卢夫(Amin Maalouf)的小说。书名直译应是《迷惘的人》，但马振骋根据书中原文，将名字定为《都是迷惘的孩子》。小说探讨的是1975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对当地年轻人的影响，带有自传性质。译稿已经完成，预计今年6月由世纪文睿出版。马振骋至今仍坚持手写译稿，电脑只用来看新闻和发邮件，在400字一页的稿纸上，可以看到他反复修改的痕迹。马卢夫的译稿还比较干净，蒙田的就有不同颜色的大量标记，难怪他说：“翻蒙田的时候，一边翻一边恨死了。”下个月开始，马振骋就要着手翻译马德莱娜·拉扎德（Madeleine Lazard）的《蒙田传》了，这是他一直以来想翻的，现在终于落实了版权。

    尽管比起许多老翻译家，马振骋对生活品质算得上讲究，但最让他较真的，还是翻译。“有时候我话说得也刻薄，我最怕的是什么，一是译稿丢了，二是编辑乱改。翻译没有百分百正确，至少我可以说，我翻得很认真，不会错误百出。”他拿出一本再版的圣埃克苏佩里《人的土地》，正文第一页，就有他用红笔写的“人文编辑乱改！”。这篇文章的第一句他译作“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来自大地，更多于来自全部的书本”，而编辑未经他同意改成了“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来自大地的，比全部书本还要多”。我不懂法语，老先生还是一边背诵原文，一边向我解释句子的语法和节奏，告诉我为什么他这么翻。“我翻译一本书，少说也要读六七遍，编辑才看第一遍，即便觉得有异议，至少该问问我吧？”令马振骋不满意的，还有一些书的装帧。“有的封面图，和书的内容毫无关系，”他又找出一本新版的西蒙·娜·波伏瓦《人都是要死的》，“把作者的名字分三行写，没有间隔号，到底是三个人还是一个人呢？这是设计上的形式主义，有些东西还是要按规矩来。”

    B=《外滩画报》 M=马振骋

    B：你现在每天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花多少时间做翻译？

    M：我现在年纪大了，翻得慢。一般是上午、下午各翻两三个钟点，晚上翻半个钟点到一个钟点，没准的。我觉得翻译第一遍是很苦的，但是校对稿来了之后我再改改，就很有味道。我跟编辑说，二校一定要给我看，有时候手稿上看不出问题，打印稿上容易看出来，看一遍之后红笔改得蛮多的，也蛮开心的。

    B：你书架上这些蒙田、圣埃克苏佩里、纪德的原版书，是在国外时买的还是翻译他们的时候，出版社给的？

    M：有很多是我儿子从国外给我带的，他知道我做这个，看到就帮我买来，有些是法国人送的。你看这两本《小王子》，一本原版，一本国内版，装帧一样的，其实国内算是“盗版”。因为圣埃克苏佩里1944年死的，照理版权50年后到期，但是成立欧盟之后，欧盟规定要 70 年，加上他是“二战”时死的，为国捐躯，又要加30年，但我们就咬定50年。所以这本书我都不敢和法国人讲，哈哈，不过法国人其实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也希望国外多宣传自己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