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直觉有时候比逻辑更精确可不是胡说。没有一个小说家会彻底放弃逻辑，可小说家基本上还是依靠经验和直觉，当然，也有情感和胆量。讲海明威的时候，我特地提到了海明威对拳击手的描写，他一定会写拳击手的背脊、躺下和躲避的目光，为什么？因为海明威本人就是拳击手，他对拳击手的背脊、躺下和躲避的目光一定会有锐不可当的直觉。我在课堂上说，海明威写这些几乎就“不用动脑子”，但是，什么是“不用动脑子”，我就有责任对学生讲清楚。这些地方逻辑是说不清楚的。我记得当时我特地请了一位女同学走到讲台上来，她不明就里，刚走到我身边，我上去就给了她一拳头——当然，我不可能打到她，否则我得坐牢去——结果，这个女生闭着眼就转身了，给了同学们一个背。我相信，在这个点上，所有的同学都懂得海明威为什么要那样写了。

    中华读书报：平时的阅读中，所有喜欢的经典作品您都这么翻来覆去地对比着看吗？包括不同版本的同部作品？

　　毕飞宇：我阅读经典小说，基本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词太正式，其实我把玩的心更多，有点像玩古玩。我不玩古玩，我就把读经典当做了古玩。很省钱的。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快乐幸福，能学习到什么不重要，我就是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我说过一句话，听起来很谦虚，其实我是骄傲。我说，如果没有阅读，我的写作抵达不到现在的层面。我基本上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我无法想象您如何把玩一部作品。

 

    毕飞宇：我看小说，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我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我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我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我经常在替别的作家“写”。就阅读而言，这个习惯并不好，但对于我而言，恰恰是别开生面的阅读方式。

    中华读书报：您都替谁“写”过小说？

　　毕飞宇：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檀香刑》——我都替他写过。我和他的区别远远大于重合，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他的原因。《透明的红萝卜》和我的契合度还是挺大的，那里面有我的生活场景，可是，《檀香刑》就麻烦了，它不在我对小说的认知范围之内，尤其他对凌迟的描写，太吓人了。我不是说凌迟吓人，是说莫言对凌迟的小说处理吓人。我估计没有几个人会像他那么干，可他就是那么干了，那是要把作家写死的知道么？余华发明了一个文学感念，叫正面强攻，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莫言会选择在这么一个地方去正面强攻，那需要消耗多大的能量？不写作的人不一定能体会得到，那个太考验我们的神经了。我和敬泽老师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敬泽说，这就没办法了，莫言就是有那么大的能量。

　　中华读书报：在重新理解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毕飞宇：谦卑。

　　中华读书报：您写作和讲课，都特别重视美学。您是怎么理解美学在写作中的意义？很多作家只会写，但很少像您这么清晰地提炼出来。

　　毕飞宇：美学是作家的软件，无论你怎样运行，都是软件在工作。一个作家的美学素养决定了他的一切，简单是说，就是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是作家的维度。

　　中华读书报：是否与你们这一代作家所受的文学影响与文化氛围有关？

　　毕飞宇：是的。跟50后之前的作家比较而言，60后的作家带有去故事化的倾向。尤其是先锋作家，不仅去故事化，有的时候甚至是去人物化。正是由于这样的美学倾向，形成了60后这代作家的共同特征，我们的文体意识都得到了很好的发育。老实说，在艺术的准备上，我们都比较充分。余华、迟子建、格非、苏童、李洱、艾伟、东西、红柯，韩东，朱文，李冯，还有远在美国的李大卫，我很喜欢他们，我也是他们的读者。我们有我们的自觉文学，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文本在那里呢。

    中华读书报：这种“自觉性”对写作的影响是什么？

　　毕飞宇：自觉文学和非自觉文学很不一样，不自觉的文学有可能出好作家和好作品，但是，那个带有偶然性。自觉的文学就不一样了，绝不会写到哪儿算哪儿。自觉文学是有美学确认的文学，有价值追求，有风格追求，有语言追求，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作家都不是靠生活积累才成为作家的，是他们在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是作家了，最起码，在素养上是，在认识上是。那些作家在语言上的标志性都非常强，很风格化。他们的辨识度非常高，原因就在这里。

　　我想说，自觉文学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做出了贡献，当代文学毕竟已经抵达这个高度了，这个用不着假谦虚，这是任何一个批评家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毕飞宇：从现代主义回到古典主义，就这样。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我还是借用西方建筑的一个概念吧，新古典主义。

    中华读书报：那么《小说课》在您的写作过程中有何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