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解放日报》刊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打卡红色地标 见证建党伟业》。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

  今年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建党活动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城市。早期革命者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在上海办报刊、搞集会、建社团、开会议，形成特色各异的红色政治场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也给后世留下了众多光彩夺目的红色足迹。

  经粗略统计，上海至少有40余处场所与建党活动有关。这些空间场域是独一无二的红色历史地标，形象而直观、丰富且独特，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是上海乃至中国不可或缺的红色纪念地。

  学习党史，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我的回答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为中共建立提供了可能。简而言之，近代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

  简单概括一下：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工业、金融、贸易、科技、航运、文化、出版、教育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中心和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的各方面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结果，而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这次演讲，我就重点向大家介绍一下，建党图景是如何在上海展开的。

  黄浦江码头：革命者“走出去”的首选通道

  应该说，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近代城市，上海提供了适宜的建党条件。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与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上海的工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1921年，上海工人50多万，占全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工人阶级的壮大与阶级觉悟的提高，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当时，深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具有极高的革命性。工人们在罢工中公开宣称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的目的是“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第二，上海是近代中国与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

  上海曾有一条河叫“洋泾浜”。今天，我们还常用“洋泾浜”来形容“中式英语”，也指中英文混用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容？因为上海最早的贸易就是在这条河上进行的。当时，中国人不怎么会讲英文，外国人也不太会讲中文，所以就出现按照中国语法来讲英语的“不规则英语”。

  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建立了连接外国的多条远洋航线，可谓中国最先结缘全球化的城市之一。革命需要同世界各地发生联系，便利的交通使上海成为革命者“走出去”的首选通道。

  100多年前，在黄浦江码头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那就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3月17日，89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因幡丸”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到1920年12月，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包括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徐特立、聂荣臻等。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来，就是欢送新民学会的朋友到法国去。

  为什么选择去法国留学？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法国很先进，年轻人可以到法国去学习现代化经验。邓小平留法时坐过巴黎地铁，而且因为半工半读，还参与制造过雷诺汽车等。这些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他后来规划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产生了影响。

  第三，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1899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1907年，上海世界社的《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面。

  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比如，出生于浙江绍兴的邵力子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又返回上海主持《民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