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山水诗究竟源于何时？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范校本《文心雕龙·明诗》注）。这话不无根据，写作山水诗形成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确是在东晋时期，《兰亭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共41人，以“修禊”为由，聚集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兰亭，游宴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和清流激湍之间，当场写作了不少模山范水、畅叙幽情的诗篇，后编纂成集，由王羲之作序，为之张扬，以致影响深远。其时，由于玄学之风的影响，东晋散文除陶渊明外，别无名家。但诗集、序文相得益彰，王羲之的《兰亭序》，又可说是一篇佳作。

　　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致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所谓“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论语章句集注》）原来，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水乐山之情。“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这是李白游山的观感，也是他和山契合交融达到了化境，高蹈出尘，借以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完善的体现。他在被召入京期间，宾朋云集，红极一时；而当受排挤离京以后，则倍受冷落，于世态的炎凉深有体味，因此也更加认识到山水的可亲可敬。

　　“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其实还有一种因果关系，就是“乐水者智，乐山者寿”，这样说似乎可以充分显示山水怡情养性的功能。另外，与山水亲近还可丰富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模山范水的能力。古今诗文大家、艺术巨匠大抵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读万卷书”正好可以弥补“行万里路”的不足。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遍览全国各地的山水胜迹，便可持山水诗集为“卧游”之具，作纸上的观瞻。这间接得到的知识和印象，与亲身所历、亲目所见自然隔了一层，但收获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好的山水诗总是包涵着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不单是模山范水而已。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以理势入诗，兼有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表现出的求实态度和奋进精神，对读者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励。又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除生动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还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有启迪智慧、拓展襟怀的作用。其它方面的例子还很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泛》）是执简驭繁、化难为易的范例。远水不可视之以目，却能表达得如此气势壮阔。为雨幕所笼罩的山色朦朦胧胧，无法分辨，诗人用“有无中”三字予以示现，精当无比，显示出非凡的观察、体验和表达的功力。”

　　优秀的山水诗大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用画笔把山水风物中精深微妙的蕴涵点染出来，使读者获得直接的审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把登高的“怡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诗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隐者张五的怡悦之情，还有阔远的视野以及闪烁于其间的种种景物。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在一个“远”字上，用远景烘托远意。“远意”没有明说，只是影影绰绰地表现在“心随雁飞灭”的描摹上。勾画远景的笔墨也不多，却很有层次，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像“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清新淡远，与隐者（包括诗人自身）恬淡高远的情趣相表里，几乎达到天然凑泊的完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