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您对经典作品有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吗？

　　毕飞宇：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千真万确。鲁迅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现在再读，还是有新的发现，还是能带来审美上的震撼。我对王彬彬教授说，鲁迅的小说确实是太好了。过去我们过分在意鲁迅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个作家的文本意识特别强。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已经很成熟了，这个年龄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就有新感受，甚至是标点符号。

    中华读书报：您对语言果真这么敏感吗？

　　毕飞宇：当然，给你举例子。我写过一个小说，叫《枸杞子》，第一句话就是“勘探船进村的那个夏季父亲从城里带回了那把手电。“我记得很清楚，等作品出来的时候，中间多了一个逗号，就在夏季的后面，拿到杂志之后我很不舒服。这件事发生在90年代，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什么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喜欢长句子，你多了一个逗号，它变短了，我生理上就不能接受。语言是呼吸，这里头的短长只有自己才清楚。你让有哮喘病的人像正常人那样呼吸，那就要出人命，反过来也一样的。

　　有一次在上海，我碰到了一个文学青年，他拿我开玩笑，说我知道你的语言了，就是主语+谓语+了+句号。虽然他说的不具有普遍性，但也有道理的。他这话有两点意思，一是我现在喜欢短句，二是我喜欢用句号。

　　中华读书报：您为什么喜欢用句号？

　　毕飞宇：我喜欢力量，这就要仰仗句号，因为句号最有力量。它像一把刀子。我特别喜欢“啪”的一下把豆腐撇成两半的感觉。逗号总是藕断丝连的。

　　从审美上来说，不论我想表达的东西是伤感的也好、抒情的也好，但在语言上，我希望它决绝。这是我的趣味。鲁迅对我影响很大，他的表达很清晰。我最爱的就是这种清晰。老实说，我是句号控，我喜欢句号的冷静和克制，我也喜欢句号的身份和体面。句号是德高望重的爷爷，爷爷说，你回去吧。你必须回去。爷爷多亲切？多慈祥？可是不能抗拒。我不喜欢惊叹号，惊叹号太糟糕了，一惊一乍的，不好看。我也不喜欢省略号，装神弄鬼。屠格涅夫就喜欢省略号，当然，也许是翻译的缘故。我就是因为不喜欢太多的省略号才不喜欢屠格涅夫的。

　　中华读书报：这种趣味来自什么？

　　毕飞宇：一个人选择了力量你就必须选择清晰，不能拖拖拉拉的。在我的眼里句号非常有力量，就到这儿了，别给我啰嗦了。我喜欢句号和我开始喜欢短句子有关，它们是配套的。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课》中我第一次看到，讲究语言的毕飞宇也粗犷奔放了，有“伟大个头”、“吃饭去吧”等这样口语化的文字。因为是讲课的内容就必须保持这样的原生态吗？

　　毕飞宇：这是我刻意保留的。讲稿在《钟山》上发表之前，主编贾梦玮给我打电话，老一套，就是批评我。他建议我把口语化的倾向改了。我没有听他的——这是《小说课》，它来自教室，来自课堂。我希望可以保持现场感。在本质上，《小说课》不是学术专著，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是学术论著，那我的许多观点就需要论证，论证这件事我没有能力做，确实做不来，另外我也不想做。为什么？我的许多结论是没有办法去论证的，许多地方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阅读直觉，说白了，就是猜想。老实说，这些猜想我觉得有道理，也许可以成立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论证它。我不指望在我这里能出现学术成果，我需要的是激发兴趣，拓宽阅读。

　　中华读书报：从另一种角度讲，这种解读也是评论。评奈保尔、曹雪芹……您怎么看待作家的评论？有什么特点？

　　毕飞宇：小说家评论作品时一般不会依靠概念，也不会过分地依靠逻辑，不是不想，是能力达不到。这是我们中国作家普遍性的缺陷，这是实情。当然，格非除外，他是双栖人，他太厉害了。附带说一句，许多人瞧不上学院式的研究方式，那是轻浮。学院式的研究是一种非常高端的能力，作家可以不具备那样的能力，没问题，但我们不能轻浮——那我们评论小说依靠的是什么呢？是经验，是长期阅读所建立起来的审美能力，是直觉，是我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可我要说，直觉是双刃剑，有时候，它比逻辑更精确，更生动，但有时候也会找不到北。我还想说，大学的文学院只有学者没有作家是个缺憾，但文学院只有作家而没有学者，那就成笑话了，那要误人子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