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面世，这本书上迄20世纪初清廷的虚假“立宪”，下及1929年古田会议，剖析这三十年间中国大地上的升降浮沉，揭示共产党如何在众多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找到了中国复兴之路。

    这本书摆脱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注重实地考察与口述采访的同时，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故事，讲述党的创业之艰难。

    日前，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火种》作者、著名党史军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

    刘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领域有突出的成绩。著有《战上海》《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等；编著有《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等。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刘统 著
定价：9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0.12



    读《火种》感到震撼

    读《火种》会感到震撼。震撼来源于真实。

    安源大罢工，大部分书写到这里，都是“以胜利告终”。《火种》告诉我们，罢工胜利后的安源工人“堕落”了，他们在井下聊天、唱戏，不搞生产，煤产量急剧下降，矿上开不出工资了。罢工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劝说工人劳动，工人大骂刘少奇被资本家收买，要打他们，李立三痛哭着离开了矿山。

    1927年春天的大武汉，革命形势大好，工潮中也出现了过“左”的倾向。有的要求缩短工时到4小时；有的强行关闭工厂商店、取走物资；对待劳资纠纷，不等仲裁就以武力解决。共产党和工会未能制止这些“左”的行为， 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向了对立面。

    大革命失败后，在“左”倾盲动路线支配下，大批忠贞的党员干部被投入力量悬殊无望取胜的城市暴动。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烈士之一周文雍，就是在广州起义失败、身份已经暴露、好不容易脱险的情况下，又被派回广州，遭叛徒出卖而牺牲。

    南昌起义成功后，败多胜少，到了最后时刻，可以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反而是朱德带着打阻击的一支人马保持了战斗力。朱德在关键时刻维持了士气、抓住了队伍，转战湘南，打得有声有色，部队发展到1万多人，有了6个县的根据地。不料湘南特委坚决执行盲动主义路线，严重脱离群众，农民在会场上反水，当场打死了夏明翰的弟弟等一批干部。最后朱德的队伍向井冈山转移。

    这都是党在幼年时期走过的弯路，党在回顾历史时并不讳言这些错误，并且克服了这些错误，才使得革命火种保存下来，最终成为燎原烈火。读这些历史，倍觉革命的艰难、革命家的坚强、党的伟大。

    刘统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他怎么能这样写？

    有过“生死体验”的历史学人

    上世纪80年代末的老山前线，解放军中校刘统在阵地上观察炮火效果，一前一后两个战士保护着他，这是前线对他的“特别措施”。作为军事科学院派下来锻炼的副团级干部、博士，如果被敌方抓去或者被冷枪狙击，那是很大的损失。

    刘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照相时，人们都把冲锋枪挎在胸前；其实我们在阵地上不是那样的，都是单肩挂枪，枪口朝下，手握扳机附近的小握把，这样一遇到情况，单手就能提起枪来开火，比挎在胸前至少快半秒钟。”

    不是每个历史学人都有这种“时时处在生死关头”的体验，刘统自己也不会想到。当年他师从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学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导师则是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学的是历史地理学；参军，在军事科学院参与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学的是军队条令和军史战史；而当他趴在猫耳洞里，陪伴他的则是一挺大口径高射机枪，一颗子弹就能打断一棵树，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人”处在生命极限条件下的心态和情感。

    这些跨界的经历，给了他不一样的底色，看档案、看史料、看地图，他能看出不一样的东西，写出历史的肌理。刘统说：“研究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不见得懂党史、军史、战争史，不明白游击队和根据地是怎么回事，反之亦然。我正好跨界，两边都懂，我写的《火种》，是一部跨界之书。”

    王仲荦是章太炎的晚年入室弟子，这位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重要人物在《火种》中也有描述：“后来他退出政治，在苏州讲习国学。那时我导师王仲荦是他门下学童，每天听先生讲训诂，章自己讲得昏昏欲睡。听到街上报童喊号外，立刻精神一振，叫学生买报来，一边看新闻一边侃侃而谈时政。原来他内心深处，还没有熄灭革命之火啊！王先生的讲述启发了我，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