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八零后”“九零后”）对布拉格的第一联想多半源自当年那首传遍街头巷尾的《布拉格广场》：“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着哥特式教堂／……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当年的我们却并不清楚：《布拉格广场》的歌词不太准确—布拉格既没有布拉格广场，广场上也没有许愿池。

  和相对不那么严谨的流行歌词不同，《布拉格》的作者德里克·塞耶是专业学者，所以他的这本书几乎可以当做历史课本来读。虽然塞耶的视角（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不乏主观性，但比起强调趣味，他还是更重视还原史实，因此对相关主题缺乏学术兴趣或不习惯看学术类书籍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塞耶的文笔过于平淡。

  而身为历史学教授，塞耶的确有一个丝毫不令我意外（但到底让我有些头疼）的习惯，那就是他喜欢写很长、很长的句子，把很多、很多的数据罗列在一块儿，如果在译文中完全照搬塞耶的风格，不免会让一时难以适应的读者有“信息量爆炸”的错觉，并或多或少地催生阅读疲劳。

  也或许因为塞耶不以读者的感受为首要考虑，故而《布拉格》在句和段的衔接上（至少在我看来）做得比较随性，且偶有作者话只说一半，需原文读者自行补完的“开放式造句”。

  以上这两个因素的叠加致使我在翻译本书时做了迄今为止最大胆也最自由的各种尝试—因为读者的观感和体验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在尽量确保“信”（忠实）的基础上要做到“达”（通顺），就需要先厘清原文的内在逻辑关系，然后适当调换前后文的顺序或重新组织语句，使之晓畅明白，上下文过渡自然。有鉴于塞耶的整体写作风格偏书面化，我也尽力把译文打磨得规整、简练、典雅。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遭遇的另外一项挑战是——越是专业素养过硬的专家和学者越是会假定读者的知识储备基本与他的相当（或只是略逊一筹），塞耶也不例外，因此会在行文时不自觉地语焉不详，乃至于对相关的背景不做任何交代。

  每当这时就需要译者出来“救场”，在译作中做适当的补充，以免读者如堕云雾。我在《布拉格》当中的操作是酌情把部分注释掺入了原文，力求处理得不着痕迹，譬如圣内波穆克殉道的始末，譬如尼古拉斯·阿列什表现星星夏宫的画作《白山》的细节，譬如“温顿列车”背后的故事，譬如对地铁天使站（原莫斯科站）的墙面装饰画的描绘等等。

  当然这种做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通常是在囿于格式而无法在文中进一步展开说明的时候—例如塞耶为不同章节取的名称就各有出处（反对一切！、金杯毒酒、当之无愧现代风等）的象征意义等，便只能通过脚注的方式加以阐述了。

  此外，我在书中对地（路）名的翻译多取其意而舍其音，这一点想必读者能鲜明地感受到。虽然有过犹豫，但我在反复权衡后下定了决心，把凡是能找到出处的名称都意译了出来，因此读者会了解到：布拉格有古老的烤面包街（Celetná），而非仅仅根据英语发音习惯翻译过来的、不知所谓的采莱特纳街。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布拉格》涉及大量的人名和地名（很多还是曾用名），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不同的译法，如果单纯采取音译，实在容易让人晕头转向。

  我想不怎么熟悉欧洲历史的读者一开始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历朝历代的君王名号是如此相似，而欧洲的人名和地名有时又像火车厢一样长，恐怕刚看明白一些了，若是搁下书来，过一阵再读，已经又不记得谁是谁了。

  这种情形下译者能做的，往往是在人名前适当添加定语，提醒读者此人的特点（譬如绰号或者最突出的事件），以帮助读者在脑海中构建起一张人物关系图，通过合理的重复来加深读者对某一概念或情节的印象。

  和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布拉格》也包含了各类文字游戏，内容涵盖德语、意大利语以及上世纪的流行文化等，恕我在此不一一赘述，留待我们的读者自行评判。同样需要留待读者评判的还有本书对诗歌的翻译。

  诗是修辞、意象和韵律的结合体，无法在译入语里完全重现，这导致不少译者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只能是再创作。《布拉格》便引用了包括大名鼎鼎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相对）名不见经传的伊丽莎白·珍妮·韦斯顿等人在内的诗作。

  试以韦斯顿的诗为例，因其原作以拉丁语写成，标题直译过来是《少女诗》（Parthenicon Libri），但考虑到韦斯顿在诗作出版时的年纪（二十四岁）恰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称的“花信之年”，我于是把诗的标题译成了《花信词》。

  至于诗的内容—因书中的“原作”（本身已是译文）和追求对仗的汉语律诗毕竟很不一样，我对诗歌语言的音韵之美和节奏把握得如何，还烦请读者不吝赐教。

  说回《布拉格》本身—布拉格虽然是欧洲访问量最大的城市之一，但多数游客对它（尤其是它那错综复杂的历史）其实并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