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过去几年，整个中国出版行业都在拼码洋，拼规模，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拼品种、抢版权。黄育海对早报记者说，“国有出版社为了对付考核和上级主管单位的检查，为了完成任务，可能就会多印一些。”

　　其实民营公司也有来自数字的压力，黄育海承认，很多民营出版商都有资本上的冲动，“民营公司在资本运营时，想要被收购或兼并，准备上市，为了业绩好看，也会有拼码洋的冲动。其实这也是为了考核需要。无论国有出版社还是民营出版社，性质差不多。”

　　中国的图书市场确实每年都在增长，但黄育海说，“这个增长是有一定问题的，在销售码洋增长的同时，图书品种增长得更快，所以，导致了库存问题。”据他回忆，10年前他到上海发展以前，国内每年出版的一般图书种类（教科教辅除外）在8万到10万种之间，现在已经差不多达到30多万种，”品种增加，单本书销售品种在减少，这也意味着出版社的单本书利润在减少。比如，两个品种图书销售2万册，跟一个品种图书销售2万册，利润率完全不一样，后者的利润率高多了。”

　　陈昕也有相似的观点，“我们这几年对品种有压缩，希望品种减少，册数增加，一本书要做深做透。世纪文景在初建时有做大码洋的冲动，最早时候我容忍了这种行为，但现在也开始压缩品种。库存最多的，就是那种印刷1万-2万间的品种，这是印数签得不合理造成的。”据他介绍。每年世纪集团新出的种类大概11000种，新的和再版重印的，新旧品种基本上对半。

　　中国人均年购书额还没有超过100元，相对西方标准是非常低的，因此具有巨大潜力，但黄育海认为，这个空间不能盲目占有，“出的品种多了，印得多了，不一定占有那个市场的空间。关键还是要出版市场欢迎的书，如果市场上销售的图书大部分是受读者欢迎的，这个人均100元很快就能突破。如果出版的图书质量不太好，直接导致的就是库存。”

    哄抢版权的恶果

　　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在扩大规模，增加码洋和品种，直接结果就是图书版权费的飞涨，有市场潜力和知名度作者的图书，都会遭到国内多家出版社的哄抢。这几年出现了很多天价图书，单本版权预付金额五六百万元的图书每年屡见不鲜。

　　“做畅销书很可能大量库存，因为有太多不确定性，而且成本很高。”陈昕说，“比如丹·布朗（《达·芬奇密码》作者）我们一开始只要5000美元，后来的出版社出价几十万美元，这就给我们出版社很多不确定，我们就放弃了。村上春树，我们一开始只有3000多美元，到了《1Q84》，就成了百万美元了，所以放弃。”

　　黄育海说：“哄抢版权实际上违背了图书市场规律，因为很多情况下，你根本卖不掉那么多。2004年，我们开始做外国文学的时候，一般来说，一本书预付金3000美元足够了，大部分的价格是1500-3000美元。这几年，频频有图书的预付金超过百万美元，这就导致，既然已经付了那么多预付金，就得印那么多，这样才能赚回来。这也是导致库存的重要原因。出版界有个极端的说法，出版社做死、做亏掉，往往是死在畅销书上。比如，100万美元的书，你好不容易发到50万册了，但还是亏损。在中国，单品种一年超过50万册的其实非常少。”

    合理库存是需要的

　　但在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看来，对于库存也不能一刀切地判断，合理的库存对出版社、对书店、对读者都是需要的，“按照我在香港工作的经验，1990年代初期，大概就是1∶1——库存是1，全年在书店销售的量也是1，这里不包括外库。”

　　陈昕认为，出版机构需要备货，需要一定品种，尤其是一些专业类的图书，“其实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出版社在压缩库存的同时，把需求也压掉了，有些书其实要销售5年、10年的，但在库存的巨大压力下是不太可能备足的，所以很难满足小众需求。”

　　在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和上海书店是库存大单位，陈昕说，他们的大部头会占很大库存，但也不能因此而不印。“像四库全书，即便你印200套，可能出去也就是七八十套，大量成了库存。现在我们对这种大部头图书，都可以按需印刷。四库全书有一套就印一套。”

    日本的书业泡沫

　　日本是世界出版大国，但在上世纪末，日本出版业遭受打击，出版社（出版商）、图书交易公司、书店三者在1990年代不加区别地走扩张路线，结果统统迷失方向，走进了没有出口的死胡同。日本出版人小林一博《出版大崩溃》一书中曾细致分析了日本书业泡沫化形成及破灭的过程。

　　小林一博认为，出版社的泡沫路线体现在出书太滥。在1970年代，日本每年平均出版两万种左右，到1995年突破了六万种。如今，日本每年出版的新书超过65000种，图书、杂志年发行共60亿册，其中就有20亿册要作为退货返回来。多数化浆处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即使有这么多的退货，还要沿着泡沫路线“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