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茅海建先生的巨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对于书中所论杨锐为张之洞的“坐京”等新看法，甚为叹服。数年之前，我曾仔细阅读过三联书店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二集和《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这次读《戊戌变法的另面》依然未能释然，因此写出来就正于茅先生和诸位方家。

    茅先生前期几本著作中曾论说过，光绪与慈禧之间的权力关系，一般情况下是“事后报告制度”，但重要的事，要事前请示。“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光绪廿四年(戊戌年)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无视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自行做出“罢免礼部六堂官”的重大人事决定，可认定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开懋勤殿事，帝后之间又发生了大争执。开懋勤殿，实质是要在现行政治体制之外，再建立新的议政机构和决策中心，架空后党，慈禧显然大为光火。七月三十日，感到威胁的光绪帝赐给杨锐一封密诏。康有为曾看到过此诏的抄件。戊戌喋血后，康有为对此诏进行了篡改，于同年九月初五在上海《新闻报》首次以中文刊出。黄彰健、孔祥吉、汤志钧等先生关于这封密诏也做过考订。

    茅先生在著作中所引光绪给杨锐密诏的文本，是他所说的“最好的版本是赵炳麟在《光绪大事汇鉴》所录”，全文如下：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茅先生分别在《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页735- 736；《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三联书店，2012年，页44；《戊戌变法的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页180- 181引用了上述文字。后二者所引略有删节)

    这段文字出自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戊戌之变》，载于点校本《赵柏岩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亦见于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一辑”的影印本《赵柏岩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赵炳麟在密诏文字后加注：“此诏后至宣统元年，由杨锐之子呈都察院。是时炳麟掌京畿，主持代奏，并连疏请宣付实录。”《赵柏岩集》中“谏院奏事录”卷六有“请宣布德宗手诏编入实录疏”(宣统元年八月十七日)、“请再宣布德宗手诏编入实录疏”(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日)两摺，第一摺前记载：杨锐之子杨庆昶、门人黄尚毅在戊戌政变后，“缝手诏于衣领内带还蜀”，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至京，请都察院代奏并请“宣付实录，以彰先帝仁孝”。

    但我却在黄尚毅(和杨庆昶一起到京陈情的杨锐门人)所撰《杨叔峤先生事略》中，读到和上述文本不太一致的“密诏”。

    另外，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刊载杨歗谷在1963年所撰《记清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及杨庆昶陈情》。据杨歗谷说，他早岁在京师时通过傅增湘从杨锐后人杨庆昶处抄录了光绪密诏。而傅增湘则是在杨庆昶至京师陈情，“诏书未缴，呈文未上时”，专程到杨的寓所抄录的。

    黄尚毅“事略”所录和杨歗谷转抄的“密诏”文本基本一致，全文如下：

    近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进用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虽由朕随时几谏，而慈意甚坚。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事略”作“廿六日”，当为手民之误)之事，圣母谓已太过。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能及，若必强而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进此英勇通达之人，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封奏以闻，候朕审择施行，不胜焦虑之至！钦此。

    比对这两种分别出自赵炳麟和黄尚毅、杨歗谷的“密诏”文字，颇有差异。从语气上说，“圣母”更似光绪本人语言，而“皇太后”则像是收录于官方“实录”文本时所做的修饰。除了“圣母”与“皇太后”这种称呼上的差别外，两份材料最大的差异，是赵炳麟所录文字中说“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这是指的“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而黄尚毅的“事略”和杨歗谷抄件所录，则说“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圣母谓已太过”，这指的是“开懋勤殿”事，与前述“十九日之朱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