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一批学者的不懈努力，戊戌维新史已经渐次摆脱了梁启超所构建起的思想史色彩过于浓厚的叙事，许多材料被发现，许多档案被解读，许多细节被重构，读者应该可以提出重写一部戊戌维新史的要求了。

    光绪戊戌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上谕宣布慈禧太后重新训政，随后清廷发布了一系列的人事命令，并取消了此前公布的绝大部分新政措施，戊戌维新宣告失败。作为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梁启超、康有为被迫先后流亡日本。当年，他们开始陆续写出戊戌维新的历史，变法运动的第一份纪事本末就是梁启超作于此时的《戊戌政变记》。

    《戊戌政变记》的部分内容在1898年下半年发表于《清议报》，1899年正式出版单行本。它由当事人亲手所写、又是事后出现的首部系统性史著，所以一直在戊戌维新史的研究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但是根据学者的研究，《戊戌政变记》的写作缘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舆论对于康梁的种种议论，尤其是清廷对他们师徒二人的指控，并以此争取各方支持，所以它带有强烈的政论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作品。（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但梁启超史笔如椽。他除了以局内人的身份记下许多内幕和秘闻，还通过勾连史事、追溯既往，一手建立了关于戊戌维新乃至整个光绪朝变法运动的宏观框架。这个框架的要义有三点：

    第一，康有为是变法运动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及其群弟子的个人奋斗史即是变法运动的主干。《戊戌政变记》第一章名为《康有为向用始末》，将康有为定位为辅佐明主的忠臣贤士，而将康有为的历次上书抄录于前，以明变法渊源。在附录《改革起原》中，梁启超从公车上书讲起，称“盖中国人向来闭关自守，绝不知本国危险之状，即有一二稍知之者，亦以为国家之祸，与己无与……吾国维新之起点，在于斯举，而新旧党之相争亦起于斯矣。”这一论断堪称截断众流，自我作古。

    第二，变法时朝中力量分维新与守旧两派，分别以光绪和慈禧为其首脑，两派角力的过程贯穿始终。梁启超把康有为与光绪帝绑在一起，尽力将光绪塑造为锐意改革的明君，以代表维新运动中的光明力量，除了在《戊戌政变记》中以大量的篇幅渲染光绪的改革决心之外，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光绪圣德记》，指明若非西后之阻挠，则新政必成。至于守旧一派，则由慈禧掣肘于上，群臣敷衍于下，帝后既不睦在先，康有为复遭慈禧之嫉恨，两两相激，遂成政变之局。

    第三，除光绪皇帝及康梁数人而外，无一人赞辅维新，维新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此。《光绪圣德记》说：“枢臣中皆守旧庸懦，无一通古今中外之才，无一人愿赞维新，并无一人能备顾问者，乃至内外诸大臣皆然”，光绪皇帝事实上“无权无助而行政九十日之多”，所以维新运动之失败，确由于守旧力量之强大、进步势力之孤立，而非如许多人（包括当时不少日本政治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维新的措施太过激进。梁启超特别指出，虽然维新诏书雪片发下，但督抚应者寥寥，绝大多数地方官则充耳不闻。

    梁启超所描述的戊戌维新图景，与传统中所谓布衣卿相的模式颇为符合。康有为以一介布衣读书海陬，因缘际会而崛起垄亩，幸而遭遇明主，得到机会推行其政治理想，不幸而明主无权，母后顽固，终至于失败而流亡海外，是一位虽败犹荣的悲情英雄。至于梁启超本人，作为康有为的首席追随者与历史的记述者，也在这幅图景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戊戌政变记》虽是梁启超的著作，但考虑到当时两人的关系和处境，它的发表显然经过康有为的首肯，而且与梁启超写作《戊戌政变记》的同时，康有为也在写他自己的传记——《我史》（即《康有为自编年谱》）。两两对照，《我史》中暗示的戊戌维新史框架，与《戊戌政变记》如出一辙，而在渲染康有为本人在变法中的核心地位方面，比之《戊戌政变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史》是自述性作品，在表达心迹上更加方便。在这部夫子自道之作的结尾，康有为写道：“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救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这段话足见康有为推倒一世担当万古的胸怀，也显示出他以道救世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期许。

    康有为的说法比《戊戌政变记》有所推进，那就是他极力将自己推动维新的动力归因于学术造诣，是戛戛独造的读书心得造就了康梁们的孤忠闳识，是“中原师友之传”给了他们立事变法的能力，是古圣先贤所传之道给了他们立身朝堂指斥天下的勇气与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