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康梁鼓动维新的原动力来源于其学术立场，因此围绕变法运动的争夺自然也就变成思想之争。所谓“维新”与“守旧”，康梁描绘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不就是思想之争吗？尽管其中也掺杂了慈禧与光绪的私人恩怨，以及守旧大臣的利益回护，但归根结底在于官智未开、新旧对垒，而戊戌维新的失败，既是康梁个人事业的失败，更是维新思想的失败。

    戊戌变后，康梁经过一段相濡以沫的短暂时期，终于渐行渐远。梁启超开始他的著述生涯，1902年他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式将康有为一系纳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脉络中，而将乃师的面貌形容为今文经学的最后大师。在梁启超所描绘的思想变迁大势中，所谓“最近世”的标志，就是“西汉今文之学”，今文学的前期代表，乃是龚自珍、魏源，但今文学并不必然带来新思想，直到康有为出，方对畴昔之旧观念“施以根本的治疗”，于是思想界发生大变。

    1920年，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同样以今文学为晚清新学术之中心，又以康有为为晚清今文学之中心，公羊学所谓“张三世”、“通三统”之说，“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这是在他自己已经“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之时，仍在努力渲染戊戌维新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又过了三年，梁启超在清华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但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加透彻，而且还明白提到旧势力的代表人物：

    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悲剧。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

    按照这里的说法，戊戌维新期间，政治上的进步与保守之争，根源于学术上的新旧之斗，而旧派之大头领、戊戌政变之大反派，则是张之洞。

    二

    茅海建这本《戊戌变法的另面》，副标题作“‘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内容是作者阅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张之洞档案的治史心得。这批档案的主体由当年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集》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构成，再加上近代史研究所历年购藏，是最大宗的近代人物档案之一。

    张之洞档案涉及方方面面，关于戊戌变法的部分并不很多。茅海建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代表了戊戌变法史的“正面”——尽管这个“正面”有许多缺损、夸张和不实，但毕竟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经过学者们的辩证和考订，这一面的史料批评工作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不过戊戌变法除了康梁所描述的“正面”，理所当然还应当有许多“侧面”，但是限于材料，我们今天能看到戊戌维新其他面相的机会并不很多。

    正其如此，“张之洞档案”中的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档案并未整理出版，一般读者阅读不易，所以作者在书中不避繁冗，长篇征引史料，在提供卓越史识之外，亦有意向学界展示这批档案的大致面貌。更重要的是，档案的难读之处不仅在于杂乱，还在于可能会受到初次整理者的误导，研究者常常要对档案的时间或人物进行重新考证。

    “张之洞档案”中透露出的这个戊戌维新的“另面”究竟是何种面貌呢？从《戊戌变法的另面》所提供的解读来看，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张之洞与康有为一系在政治理想与人事关系上都有许多重合。张之洞对于以“伪经”和“孔子改制”为代表的康氏学说极为反感，但他对于当时国家形势的认识及所提出的政治变革的设计方案，与康有为却有诸多相似，以至于张之洞在戊戌年抛出的、以批评康党为宗旨的《劝学篇》，竟会被误会为支持康梁改革路线的宣传品。

    在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之于康党是相对比较游离的。杨锐与张之洞极为亲密，作者根据档案的记载，认定杨锐事实上是张之洞的“坐京”之一，在京中为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戊戌维新期间，杨锐有多封密电密信发给张之洞，张之洞也有不少指令下达给杨锐，包括直接请杨锐干预具体的政治事件。政变爆发后，杨锐的被捕大出张之洞的意外，他原以为政变只是针对康有为，没想到竟波及到自己人身上。张之洞随即发动一切关系极力营救，杨锐仍与其他六人骈戮于市，造成他心中一块绝大隐痛。然而后来康有为出于政治目的，竟称系张之洞请杀六君子以避党祸，几乎坐实张氏的反派地位。《另面》发掘这段秘史，足以当作者自序中所谓“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之语。

    第二，到了百日维新阶段，张之洞与康梁一派已成政敌，但学术分歧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初见康梁之时，张之洞对这两位青年才俊都相当欣赏。光绪二十一年张康初识于南京，两人甚为投契，随后康有为赴上海开办强学会和《强学报》，张之洞是最大的金主。但由于康有为以《强学报》为宣传康学之阵地，在报纸上使用孔子纪年及公开刊登廷寄，张之洞认为这类似于政治挑衅，导致张康二人的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