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一面

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以人而论，帝后王公，枢臣督抚，维新志士，悉被卷入，参与者仅主要人物即达百人以上，而又分属不同派系，各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纠缠不清。以时而论，变法虽仅百日，酝酿却达数年，其间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峰回路转，波谲云诡，内幕隐情，至今难解。以地而论，政治舞台虽然主要在京城，但湖北、湖南、上海等地也有相当的表现，可以说是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传统的戊戌变法研究，主要以康、梁一派留下的记载为依据，描述变法的进程，划分人物的派系，分析失败的原因，构成了戊戌变法史的“正面”，几乎成了几代人的历史共识，而对列入后党的保守派一方的史料，以及作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如张之洞等人的史料，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让读者很难看到戊戌变法的另一面。究其原委，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者史才、史识的局限，史料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史料是记忆的载体，是还原事件真相的证据。在古代，受书写材料、印刷技术、交通条件和战争等因素的制约，许多重大事件留下的当事人的记载非常少。时代越近，史料越多，王安石变法就比商鞅变法留下的史料多，戊戌变法留下的史料又比王安石变法多得多，譬如“电稿”、“通讯”、“社评”，在有电报、报纸之前就没这种东西。 19世纪西式印刷机的普及，使得报刊、出版业日益发达，不仅造就了一批梁启超式的言论巨子，也使许多参与近代政治事件的官僚、士绅、政客、文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档案，生前身后，多有文集、笔记、书函、回忆录出版，或经家人或幕僚选辑，以选集、专集、全集的形式出版，大量的奏折、公函、书牍、电稿得以保留，这些史料，以“浩如烟海”喻之，毫不过分。现代史家的研究愈来愈像侦探办案，首先要竭尽所能搜集史料，为了探源辨伪，揭示真相，支撑论点，史料当然是越多越好。以张之洞为例，民初公众可以利用的已出版的史料，有张的幕僚许同莘所编《张文襄公四稿》《文雅堂集》，民国十七年，王树枬在此基础上增补编成《张文襄公全集》十五种二百三十一卷，但这部“全集”对某些原稿做了删节，对某些重要文稿又藏而不录，实系“选本”。上世纪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沧州市的多位专家配合下，对《张文襄公全集》进行了订正和重编，历经五年时间，增补了近500万字的未刊文稿，编成十二册近790万字的《张之洞全集》，于1998年8月出版，这在当时被称为公众所能看到的最全的“全集”，但限于条件，许多佚稿仍未编入。 2008年11月，为纪念张之洞逝世一百周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张之洞全集》，该书也是十二册，1275万字，共收录文献14453件，比1928年版《张文襄公全集》多7802件，比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多3473件，被专家称为“世纪工程”，当是近年来最完备的“全集”。即使出版社广搜博采，详加校勘，有关张之洞的档案，还是难免遗漏，很多私藏与研究机构收藏的档案，公众仍无缘看到。茅海建先生因工作之便，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除编辑“全集”时所依据之原件和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上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所，另有一些该所历年购置、搜集的藏品，总计492函，内有两千多册以及数以千计的散页，其中有不少涉及戊戌变法的书信、电报的珍贵原件，为研究张之洞在变法时期的思想、策略和活动提供了新的证据。茅先生利用课余和假期专程由沪赴京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看档案，做了大量的抄录和笔记，部分文稿曾在《中华文史论丛》连载，后经整理，出版了《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该书分为导论和六章、四十四节，四十九万字。导论辑录了张之洞、康有为的交往以及上海强学会、《强学报》的一些史料。戊戌变法之前，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内，曾与康有为有过接触。张对康的主张并不认同，对上海强学会也保持着距离。变法期间，由于康有为飞黄腾达，张与康歧见更深，在政治上已处于对立状态。见重于光绪帝，志得意满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在意湖北的张之洞，但张却对康在京城的崛起格外关注，在当时，虽然康的政治势力和能量远不及张，但受宠于皇上以至言听计从的特殊地位，提高了他的政治主张对变法方向和进程的主导作用，这不能不令张感到担忧，因此而作《劝学篇》，一面“非康”，一面顺应当时的变法潮流，虽然张的许多政策设计与康、梁相同之处，但不谙内情者很难区别张、康变法思想的差异。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张之洞精心筹办《正学报》，以抵御康、梁的思想传播，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刊行。“政治家与政治评论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种平静的态度和适度的言论，以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其稳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评论家那样，在政治动荡中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笔记”，p49）到了戊戌年秋天，变法中止了，此类刊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和原有的意义。

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以人而论，帝后王公，枢臣督抚，维新志士，悉被卷入，参与者仅主要人物即达百人以上，而又分属不同派系，各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纠缠不清。以时而论，变法虽仅百日，酝酿却达数年，其间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峰回路转，波谲云诡，内幕隐情，至今难解。以地而论，政治舞台虽然主要在京城，但湖北、湖南、上海等地也有相当的表现，可以说是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

传统的戊戌变法研究，主要以康、梁一派留下的记载为依据，描述变法的进程，划分人物的派系，分析失败的原因，构成了戊戌变法史的“正面”，几乎成了几代人的历史共识，而对列入后党的保守派一方的史料，以及作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如张之洞等人的史料，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让读者很难看到戊戌变法的另一面。究其原委，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者史才、史识的局限，史料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史料是记忆的载体，是还原事件真相的证据。在古代，受书写材料、印刷技术、交通条件和战争等因素的制约，许多重大事件留下的当事人的记载非常少。时代越近，史料越多，王安石变法就比商鞅变法留下的史料多，戊戌变法留下的史料又比王安石变法多得多，譬如“电稿”、“通讯”、“社评”，在有电报、报纸之前就没这种东西。

19世纪西式印刷机的普及，使得报刊、出版业日益发达，不仅造就了一批梁启超式的言论巨子，也使许多参与近代政治事件的官僚、士绅、政客、文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档案，生前身后，多有文集、笔记、书函、回忆录出版，或经家人或幕僚选辑，以选集、专集、全集的形式出版，大量的奏折、公函、书牍、电稿得以保留，这些史料，以“浩如烟海”喻之，毫不过分。

现代史家的研究愈来愈像侦探办案，首先要竭尽所能搜集史料，为了探源辨伪，揭示真相，支撑论点，史料当然是越多越好。以张之洞为例，民初公众可以利用的已出版的史料，有张的幕僚许同莘所编《张文襄公四稿》《文雅堂集》，民国十七年，王树枬在此基础上增补编成《张文襄公全集》十五种二百三十一卷，但这部“全集”对某些原稿做了删节，对某些重要文稿又藏而不录，实系“选本”。

上世纪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沧州市的多位专家配合下，对《张文襄公全集》进行了订正和重编，历经五年时间，增补了近500万字的未刊文稿，编成十二册近790万字的《张之洞全集》，于1998年8月出版，这在当时被称为公众所能看到的最全的“全集”，但限于条件，许多佚稿仍未编入。

2008年11月，为纪念张之洞逝世一百周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张之洞全集》，该书也是十二册，1275万字，共收录文献14453件，比1928年版《张文襄公全集》多7802件，比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多3473件，被专家称为“世纪工程”，当是近年来最完备的“全集”。

即使出版社广搜博采，详加校勘，有关张之洞的档案，还是难免遗漏，很多私藏与研究机构收藏的档案，公众仍无缘看到。茅海建先生因工作之便，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除编辑“全集”时所依据之原件和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上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所，另有一些该所历年购置、搜集的藏品，总计492函，内有两千多册以及数以千计的散页，其中有不少涉及戊戌变法的书信、电报的珍贵原件，为研究张之洞在变法时期的思想、策略和活动提供了新的证据。

茅先生利用课余和假期专程由沪赴京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看档案，做了大量的抄录和笔记，部分文稿曾在《中华文史论丛》连载，后经整理，出版了《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该书分为导论和六章、四十四节，四十九万字。

导论辑录了张之洞、康有为的交往以及上海强学会、《强学报》的一些史料。戊戌变法之前，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内，曾与康有为有过接触。张对康的主张并不认同，对上海强学会也保持着距离。变法期间，由于康有为飞黄腾达，张与康歧见更深，在政治上已处于对立状态。见重于光绪帝，志得意满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在意湖北的张之洞，但张却对康在京城的崛起格外关注，在当时，虽然康的政治势力和能量远不及张，但受宠于皇上以至言听计从的特殊地位，提高了他的政治主张对变法方向和进程的主导作用，这不能不令张感到担忧，因此而作《劝学篇》，一面“非康”，一面顺应当时的变法潮流，虽然张的许多政策设计与康、梁相同之处，但不谙内情者很难区别张、康变法思想的差异。

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张之洞精心筹办《正学报》，以抵御康、梁的思想传播，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刊行。“政治家与政治评论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种平静的态度和适度的言论，以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其稳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评论家那样，在政治动荡中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笔记”，p49）到了戊戌年秋天，变法中止了，此类刊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和原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