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研究戊戌变法已达10年之后，阅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不由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

    尽管从广义上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关的史料也极多，一辈子都无法读完；但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去分析，戊戌变法大体上就是“百日维新”，是一次时间非常短暂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动在北京、在政治上层，且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绝大多数人置身事外，闻其声而不知其详。又由于政变很快发生，相关的人士为了避嫌，当时没有保留下完整的记录，事后也没有没有详细的回忆，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毁。也就是说，今天能看到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先生分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大量档案或当时的抄本，主要是康有为等人当时的奏折，揭示出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伪，对戊戌变法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此项史料搜寻工作大体完成后，还有没有新的材料——特别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来研究戊戌变法？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张之洞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那种心动加速、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变研究计划，专门来阅读与研究这一批材料。

    原先的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当今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尽管这个正面还有许多瑕疵和缺损；那么，通过“张之洞档案”的阅读，又可以看到戊戌变史实结构的“另面”——尽管这个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多维观察的重要意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是我的一种幸运。

    我必须说明，本书只提供了戊戌变法的“另面”，读者若要建立起戊戌变法史的完整认识，当然还要去看看其“正面”。

    我还需要说明，由于本书所引文献皆用中国传统纪年，时间又相对集中，为避免过多换算而引起读者的理解不便，本书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