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割地赔款而告终。当时朝野震惊，纷纷要求变法图强。3年后，岁在戊戌，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史称“百日维新”。维新历时不过103天，却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百年进程。对这场“失去的改革”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资产阶级太脆弱”是变法失败的主要成因；近些年来，又有不少文史作家从当下的阙失出发，以关怀现实的态度来评述戊戌变法。以上的研究或解读，多是以论带史。

    相较于一些观念先行的研究者，茅海建更注重于“史料重建”。早在十几年前，便开始梳理戊戌专题的史料，其新近问世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更是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视角。以往的戊戌变法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进行辨伪识真，建立起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我们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场变革。

    作为地方上的实力派、体制内的清流，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张之洞多次电奏，要求废约。张对变法向来持同情态度，也为众多有志于社会变革的士子所瞩目。而康有为于1895年入京参加会试，正值马关议和，便与梁启超等诸多学子多次联名上书，恳求维新。在此背景下，经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的老乡——梁鼎芬极力周旋，张、康二人于1895年秋在南京相会。对于这次会谈，康有为回忆说：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为平原十日之饮，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在康有为看来，这次谈话很投机。马关议和期间，二人皆主张废约再战，换约之后，二人皆主张变法自强，但如果仅仅以此来判断张、康二人初见时的关系，难免会有疏漏。张之洞当时花大量时间与康有为交谈，实则另有隐情。茅海建引据梁鼎芬给张之洞的两封信函，认为张之洞与康有为“申旦高谈”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舒缓丧子之痛。

    事实上，康有为在南京时，与张之洞便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对此，康有为在《我史》中自承“香涛（张之洞）不信孔子改制”。尽管康有为的自传大量作伪（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但此言当属实。张之洞在学术上更倾向于古文经学，对康有为的今文改制，颇有非议。学术之争从来就是政治之争，主张立孔教的康有为采用孔子纪年，这让张之洞认为康有为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嫌。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帝王纪年才是正朔。

    张之洞主持撰写的《劝学篇》，反映了“中体西用”的政治主张，其主要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反驳保守派的“迂说”，其二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茅海建在阅读“张文襄公家藏手札 家属类”后（其中有张之洞之子张权来信4件、侄张检来信1件、侄张彬来信2件，内容皆是向张之洞报告京中政治情况，涉及戊戌变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得出张派与康党在政治上的对立，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张、康二人的关系，也在1898年冬走向了决裂。后来的事情验证了张的预判，政治上不成熟的康有为，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之际，尚到处宣称他有光绪帝的衣带诏，鼓动世人“清君侧”，这无疑会将光绪逼向绝境。

    相较于康有为，张之洞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关系更为亲厚。这在当时就为人所熟知。梁启超在《杨锐传》中称：

    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杨锐），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于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弟子，而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

    梁启超的说法虽不完备（当时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并不在北京），但大体指出了杨锐在北京任内阁中书和侍读期间主要的任务，是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早在189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当日，杨锐便向身在南京的张之洞发电，告知条约的内容以及京中之政情。杨锐此电的基本倾向是主张废约的。张之洞回电，指使杨锐在京发动更大的拒约再战的上奏、上书热潮。联系此时京城官员的上奏与“公车上书”，可见背后的推手。此外，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了大量电报，交办了许多事情。1898年9月初，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推荐下，光绪帝召见了杨锐，随后命杨锐、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张之洞起初并不是很悲观，反而对康有为的落难有几分暗喜。但听到杨锐被捕后，张的感受一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之洞从儿子张权的电报处得知，杨锐曾在光绪帝面前弹劾康有为，并欲令康有为迅速离京，从而错判杨锐会脱案。谁知慈禧快刀斩乱麻，下令处死了杨锐等“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