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对以上史料的梳理，澄清了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其一，“公车上书”的背后，有清廷内部的改革派在做推手，并非仅由康有为等人一手促成；其二，“戊戌六君子”并非铁板一块，光绪帝显然更倚重杨锐等人（背后是主张变革的地方实力派）；其三，康有为在《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一文中称张之洞“请杀六君子”。显然，这与事实不符。

    张之洞与主政湖南的陈宝箴的关系也甚深，张对湖南维新运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解读“张之洞档案”之前，学人对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张之洞的政治主张之比较，多是从思想源流的层面去推测。茅著提出了不少先前未见的史料，为以往的论断提供了更多的论据。此外，茅著除了通过解读机密的文件，梳理张之洞戊戌变法中诸多关键人物的关系，还对于一些零散的文件，也作了介绍和说明，这让历史叙事更连贯，细节更丰满。

    总体看来，当时开明的地方大员（陈宝箴等）和士绅（叶德辉、陈庆年等），更偏向于张之洞的稳健改良。尽管张之洞的政策设计与康梁的主张大体相同，但欠缺实际政治操练的康梁等人，意图以激进的态势进行变革，在失去体制内的改革派的认同后，即便有名义上的皇帝的支持，维新也不过百余日。在变法的前一天，慈禧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当时，诸多事件让张之洞未能入京，由此也与军机处、总理衙门无缘。如果当时张能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的主张，很可能会成为朝政的施政纲领：既不会走康派的激进改良之路，也不会像保守派那样固步自封，而是推进稳健的变革。若是如此，近世中国或是另外一种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