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外官，受当时交通条件所限，为了及时获取京城的政治信息，一是通过自己驻京的亲属传递密信，二是在京城官场安插亲信密报政情，后者称为“坐京”。第一章披露了张之洞之子张权和侄子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他们在信中向张报告了朝臣的政治态度以及与康有为的关系，变法时期，张已将康有为视为政敌，子侄密信可以看做是为张提供政敌的情报。第二章通过张之洞与杨锐之间的大量电报，可以看出晚清的封疆大吏怎样通过“坐京”搜集政治情报，戊戌变法期间，张向杨发去了大量的电报，下达指令，交办任务，通过张电可以看出他的视点和关注的问题，通过杨电可以看出密报的内容和“坐京”如何搜集情报，如何利用电报这种现代通讯手段传递情报。官员与亲属及“坐京”之间的机要通讯，肯定不能通过电报局发明码电报，这证明当时京城与外地的官员已在普遍使用密电码，不仅用于向僚属传达指示，即使官员之间的联系，为防泄密，也须使用密电码。

    外地（特别是沿海通商大埠）的信息也非常重要，它可以使当事人了解外省的情况，及时判断形势，谋划应变对策。1897年津芦铁路通车后，海运业本已发达的天津成了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和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工商城市，因是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各国辟有租界，设有领事馆，天津一直是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与外交中心，在此可以获取大量的政治、外交和商业情报。张之洞最初派往天津的坐探是汪乔年，此人在甲午战争期间为张提供了北洋方面大量的情报，后因汪请假回籍，由巢凤冈接任。巢的身份是直隶候补县丞，官职卑微，但他沉静多思，办事精明，很有能量，他在李兴锐任天津道时受到赏识，此后，不仅为张之洞提供情报，还同时为十一个省的督抚提供情报，成了专职的驻津情报员。

    而张之洞设在上海的情报网则有大名鼎鼎的赵凤昌负责，此人长期担任张的幕僚，参与机要，被人戏称为“一品夫人”，可见与张的关系有多密切，后因事被劾，革职回籍，张派他住在上海，每月发给津贴，专办湖广总督衙门及他本人委派事宜。张之洞在上海还有一位坐探名叫曾磐，当时在《字林西报》做事，官衔为后补同知，或许是经赵凤昌引荐，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密委曾磐：“在上海坐探，凡有关时局情势，随时确探电禀。如有紧要事宜，除节要电达本部堂行辕外，并随时派专差飞禀行辕”，曾为此“月支薪水银三十两”。（p223）赵、曾二人在戊戌变法期间，为张之洞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在第三章里，可以看到在京城为张之洞提供情报的还有恽祖祁、钱恂、瞿廷绍，他们都是经张保举进京做官的，另有像盛宣怀那样八面玲珑的政客也在关键时刻为张提供情报，八月初六，政变后张收到的第一份情报，就是盛发出的：“上海电局来电。武昌制台，江宁制台，杭州抚台，苏州抚台，长沙抚台：本日上谕，太后垂帘听政，并严拿康有为。鱼。”（p220）这比张收到的总理衙门发来的谕旨，早了20个小时，而这封电报也发给了两江总督、浙江巡抚、江苏巡抚和湖南巡抚，可见盛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情报。

    张之洞既然能在京、津、沪安派坐探，难道不会在南京、杭州、广州等省会安插坐探，为其提供当地的情报？以此推断，张在戊戌变法期间收到各地的情报一定是个很大的数字。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隐藏着惊人的秘密，涉案的当事人为掩人耳目，保全自己，一定会销毁于己不利的函电，情报人员如此，官僚亦如此。茅海建先生在阅读“张之洞档案”时发现，张在戊戌变法前后频频发指令给在京的子侄及杨锐、黄绍箕等人要他们收集情报，但却找不到他们的回电，很可能那些回电已被销毁，或被特别处理，有些可能从公务档案里抽出，藏于私人密档。张之洞去世后，那些密档或流失散佚，或被“后门外估人”收购，落入私人收藏家之手。那些曾经存在，而后神秘消失了的无计其数的档案掩盖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只有天知道。后人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去寻找证言证物，让死人说话，还原历史的真相，通过陆续发现的新的档案去补充证据，修正以往的判断和结论。

    “笔记”后三章研究了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及黄遵宪的关系，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关系，以及戊戌变法前后的人物与政事，从更广阔的背景梳理张的政坛关系网，探析他对变法期间人与事的态度。茅先生像一位侦探，把他所能找到的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档案抄录、整理、勘误、考订，分成大小专题，详加注释，交给读者，让读者一边阅读一边拼凑以张之洞为中心的人物关系图，许多人物的活动通过张之洞与整个事件连缀起来，构成一幅戊戌变法另一面清晰而完整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