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部分，最引起我记忆的是复旦王运熙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陈伯海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教授将早年的研究成果《六朝乐府与民歌》和《乐府诗论丛》两书合并成《乐府诗述论》交我社出版，即由我担任责任编辑，期间不乏电话和书信来往。他为人谦和，治学勤勉，尽管长期患有眼疾，查阅资料和书写文稿却一丝不苟，从不敷衍了事。后来编辑室在策划出版“中华要籍集释丛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要籍丛书”时，又多次征询他的意见。记得有一年夏天，曾和克勤兄、奚彤云一起去府上拜访，他不顾炎热，一面端出切好的西瓜请我们吃，一面就相关选题热心地提出他的意见，娓娓而谈，完全不把自己当出版社的外人。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与陈先生相遇说来也巧，虽然他在我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任教，但读书时却无缘拜识。倒是他的夫人蒋哲伦，是我们唐宋文学的任课老师，很早就熟知的。那是1988年，在上海开往湖南衡阳的列车上，我们不期而遇。那时我睡上铺，而对面下铺正巧就是陈先生。经互相介绍，才知道是同去参加全国首届赋学讨论会，于是就赋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聊了起来。陈先生说他在搞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由于涉及包括赋在内的各种门类，而赋学研究是第一次召开全国大会，他想去听听，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而我则向他报告了自己在这方面已有的一些想法，得到了他积极肯定和热情鼓励，使我更加坚定了日后坚持这项研究的信心。

　　此外，与克勤兄在书中写到的王元化、冈村繁、章培恒等前辈学者也多相识，但有的仅限于开会相遇，有的即使有过几次接触，因没有更深的交往，这里就略过了。

　　书中所记诸多前辈，堪称新中国最具影响的学者、作家和编辑代表，他们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也由此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些是值得后来人永远铭记和继续传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