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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损益记：夏商周文化史研究》
[美]夏含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9月

    作者简介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美国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研究范围包括中国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学、经学、《周易》等，主要著作有《古史异观》《重写中国古代文献》《海外夷坚志》等等。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夏含夷先生近些年以夏商周文化为主的研究论文共18篇，可分为三大板块：青铜器和断代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经学研究。上编“青铜器和断代研究”主要探讨铜器断代和铜器铭文的文学意义；中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主要是针对《穆天子传》、清华简等的研究；下编“经学研究”主要围绕《周易》《诗经》两种经典展开相关讨论。内容丰富，研究深入。

自 序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

    孔子籀《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曰损。……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 （马王堆帛书《要》）

    “损益”这个词汇虽然现在多用于经济学方面，可是它对文化史的意义更为深刻，不但孔子审视夏商周礼制时曾以“损益”论之，而且早在孔子之前《损》和《益》已经是《周易》中的两卦。孔子曰“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并非夸张。因此，这本《夏商周文化史研究》以《三代损益记》为题。

    像过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史异观》（2005年）和《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2012年）那样，这个论文集也“监于”夏商周三代，只不过我也跟孔子一样“从周”（《论语·八佾》之语）：除了第一篇文章《〈竹书纪年〉和夏代编年：我对历史方法的反思》专论夏代年代问题，以及最后一篇《再论表意文字与象形信仰》对中国文字的起源与性质作综合研究以外，其余十六篇文章都以两周文化为主。这十八篇文章分成三编，即“青铜器和断代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和“经学研究”，每一编包括六篇文章。

    上编“青铜器和断代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铜器断代和铜器铭文的文学意义。铜器断代是我长期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西周年代学有密切关系。历史学家都知道年代框架是历史学的基石，年代的先后如果颠倒，历史的趋势就会被误解。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上古年代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初步结果是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这个报告虽然得到中国国内学者的认可，教育和文化机构都引用它的年代框架，但是出版不久之后就有新问世的铜器暴露出这个框架的种种问题，说明《工程》需要修改。2013年发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十年后之批判——以西周诸王在位年代为例证》（本书中改作《论“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文是我在台湾宣读的论文，初步发表也是在台湾，在境外引起相当多的注意，然而在境内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对《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提出综合批评，也举出积极证据说明铜器断代与年代学的方法，作为以后的基础。

    铜器铭文的文学意义是国外积极讨论的问题，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国外不少学者强调比较文明研究，认为中国上古历史与西方国家诸如希腊和罗马历史经过了并行的演变。按照这些西方学者的推想，因为希腊古典文学多为口传，所以中国文学也应该源于口头背景，连铜器铭文也不例外。有人说铜器是为了宗庙礼仪而铸造的，它的铭文反映了礼仪的表演，包括纪念周王赏赐时宣布的命令和祭祀祖先时的祷告，基本上都反映口头背景。针对这个观点，我在《师望鼎的铸造与文字的重要地位》一文里提出证据，说明铜器铸造技术强调铭文的形式，这表明了书写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