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西方学者也对战国时代的简帛文献持同样的学术立场。他们认为这种文献不但是口头创作，而且主要也通过口头传播。在本书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经学研究”两编中，我以两篇文章对这个学说提出了反驳。在《〈郑文公问太伯〉与中国古代文献的抄写》一文中，我提出证据说明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的甲、乙本是由一个底本和一个抄本抄写的，对口传学说是非常不利的具体反证。《郑文公问太伯》是新出土的文献，仍然没有引起大多数读者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诗经》是中国经典，是任何读者都关心的文学精品。西方学者也普遍说《诗经》是古人唱诵的诗歌，到战国时代才有写本。在《出土文献与〈诗经〉的口头和书写性质》一文中，我利用各种文献学和文字学证据论证书写对《诗经》的创作和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的观点大概和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

    这并不是说我所有的看法都和中国学者相同。在《筮法还是释法》一文中，我受到清华简《筮法》的启发，重新考虑《左传》所载的诸多占筮记载；接着我在1988年发表的《〈周易〉筮法原无“之卦”考》中又一次讨论《周易》的筮法，论证这个筮法不可能跟中国传统说法一样。《〈周易〉筮法原无“之卦”考》发表以后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国《周易》学者的认同，恐怕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老外的痴人说梦。然而，新出土的证据又证明古代筮法当与千年来的传统说法不同。我自己的结论不一定对，然而指出传统说法的问题也是学术进步，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周易》学界重视。说到梦，《说杍：〈程寤〉与最早的中国梦》也值得一提。《程寤》篇原先是《逸周书》的一篇，可是北宋末年以后就失传了，剩下来的只是六朝隋唐文献所引用的一小部分。2010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使学术界终于得见此文的早期面貌，是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因为中国中古时代的学者不懂上古的某些文字学习惯，引用《程寤》的时候犯下了基本错误。不幸的是，这个错误延续到现在，不但清华大学的编者对《程寤》的简本采用了中古的读法，并且其他所有讨论这篇文献的学者都受到这种枷锁的限制而继续着同样的误解。

    说到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本文集收录的文章。若我们回头思考“损益”的深意，则按照《周易》的道理，有损必有益，有益也必有损。这十八篇文章当中，有的结论和中国学者的看法相同，有的不同；有的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的未受到影响，几乎都和传统说法有所不同。我的这些结论不一定都对，但是不管如何是一家之言。一个外国学者指出中国传统说法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反感，虽然如此，我也绝不会为此道歉。在中国国内有普遍的看法，认为古人的成说有很深的渊源，应该谨慎对待。这个态度我当然认可，毕竟我已经投入了一辈子的时间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史。然而，我们现在有幸见到20世纪的伟大考古发现。有的发现肯定了不少传统说法，这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承认有的发现推翻了不少传统误解。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也许应该走出疑古时代，可是这并不等于走入信古时代。往前走总是进步，尽管进步有益又有损，但总而言之还是积极的方向。益卦初九爻辞曰：“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就让我带着自信继续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