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取士制度”而具有的超越于此的历史价值,尤其对于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与政治的重大意义,业已获得中外学界的一致公认。按照钱穆(1895—1990)的说法,这一制度长期以来主要发挥了“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政治”“消融社会阶级”“促进政治统一”的三层作用,故“自唐以下一千年来, 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18 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于科举制的至高赞美和推崇,一直是有关“东学西渐”的热门话题,直至今天,还有国人顺着这个话头,津津乐道于诸如“中国赠与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些朗朗上口但史源不甚明了的说法,使已经被“送入博物馆”的科举制持续发挥着动员民族自豪感的余热。最近,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小册子《科挙:中国の試験地獄》(1946)也被翻译,引入国内。不过有意思的是,中文版书名中原来的副标题,不知何故被去掉了。出版方对于这本书的定位未必那么“学术”,意图吸引更多身处当代考试社会并对古代 “科举”抱有一丝好奇的一般读者,但似乎完全忽略了宫崎市定写作这本书的目的,虽然讲的是中国历史,其实也在提醒同样身为“考试炼狱”的日本,在教育上应当避免的问题。

    1905 年,科举制一朝废除,多数时人弃若敝帚,或无动于衷,社会表面似波澜不惊。但实际上,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将在更深层次、更长时段中显现出来。思想敏锐如严复(1854—1921)者,便意识到“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并且感言“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言”。几乎同一时期,夏曾佑(1863—1924)也指出,“此等之事,关系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旦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后来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 《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就将废除科举视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指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进而言之,“这一变革对于政治结构的重要意义与 1949 年共产党人的胜利难分高下”。

    科举制度及其停废问题如此重要,也无怪长时期以来为数众多的研究者前赴后继投入其中,甚至已有学人倡导成立一门“以科举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科举学”的专学。相关研究成果,层累至今,可谓堆山积海,极为丰硕。钱穆、邓嗣禹、宫崎市定、张仲礼、商衍鎏、傅吾康、刘兆瑸、黄光亮、王德昭、李世愉、何炳棣、余英时、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周振鹤、杨国强、罗志田、王先明、刘海峰、何怀宏、关晓红、章清、刘龙心、杨齐福等几代学者产出的标志性著述,不断提升着这一领域的研究程度, 也为后来者树立了高起点和高门槛。不过,学术发展,譬如积薪, 后来者居上,或不敢言必,新一批(代)研究者逐渐崛起,并初步展现其眼光、功力与格局,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近一两年,国内学界陆续出版了多部由年轻学人撰著、从不同角度讨论晚清科举相关问题的专书或论文集,包括安东强《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7 年版)、李林《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 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曹南屏《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卜永坚及李林编《科场·八股·世变———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群体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5 年版)、卜永坚及徐世博编《政变时期的八股: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会试试卷分析》(香港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等等。从这些新鲜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研究上诸多可喜的具体推进,也明显感受到学界新生力量的活力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