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知识付费呈双向平行发展。

    知识付费在2019年步入发展平稳期。喜马拉雅、得到等知识付费平台的头部企业格局已经趋于稳定，以知识音频为主要形态的知识付费以更加广泛地触达手机、智能音箱、车载网等多元化的终端载体和生活消费场景。

    2019年，知识付费用户加速向头部企业高度聚集，知识付费行业的马太效应日益加剧。

    知识付费平台逐渐实现了较为清晰的差异化发展，主要呈现专业化和大众化两条发展路径。

    其一是提供专业性、垂直领域的知识内容为主，以得到为典型代表。这一类平台尚不能等同于或取代在线教育，可视为在线教育的一种延伸和对当下教育体系和培训市场的补充。

    其二是提供大众化的内容服务，这类平台涵盖的主题类型较为丰富，偏娱乐化、大众化，以构建全内容生态为主要发展方向。

    知识付费步入内容深耕时代，同时加大对优质IP的投入，培育优质主播力量。

    第五，媒体融合迈向纵深发展阶段性成效显著。

    2019年以来，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从省级传媒集团到县级融媒体中心，都以更快更稳的步伐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发展。

    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加快网络直播、短视频等舆论新阵地建设，着力打造全媒体传播新格局；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着力推进媒体生产传播全流程的重塑。

    作为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得以紧锣密鼓推进。目前全国至少有9个省份已完成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覆盖。

    第六，产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

    2019年以来，以企业为标准制定行动主体，大规模开展新闻出版行业团体标准研制工作，行业标准化组织系统升级效应日渐显现。

    企业积极参与游戏、网络文学等领域的标准研制工作，有效弥补了行业不足。《游戏标准化体系表》等标准的研制工作，有效填补了该领域空白。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组织的《面向发行领域的ISLI标志码识读设备及支撑技术研究》等8项标准的完成，意味着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ISLI代码形成标准落地得到突破。中国作为SC9多项国际标准的应用国家，受到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更多关注。

    数字版权保护方面，新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完善了电子数据的范围，明确了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规则，有助于民事审判中法庭调查功能的加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为世界范围内首个在最高法院设立的专门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区块链被应用于司法取证流程。

    第七，网络信息生态治理体系日益健全。

    过去一年来，国家及相关部门围绕网络空间治理、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出台了多项政策举措，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

    2019年12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管理规定》，对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服务平台、服务使用者以及网络行业组织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2020年3月1日起实施。

    为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健全内部管理机制，践行网络空间守土职责指明了更加清晰的路径，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各家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自律意识显著提升，纷纷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具体领域：2019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20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

数字出版产业新趋势
    第一，新规划部署为产业发展指引新方向。

    规划编制将把握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围绕出版业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为未来5年出版业发展确立总体基调和方向路径。

    为配合规划编制，未来一段时间，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各地方等层面都将对产业发展作出系列重要部署，相关政策和举措将密集出台。伴随“新基建”被纳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文化新基建也将步入加速期，数字出版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宣传思想主阵地作用日益提升。

    从过去1年来，中央、国家到主管部门乃至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来看，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在未来将得到更大的重视，价值导向和内容质量将成为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主管部门层面，将持续以“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等工作为抓手，引导数字出版行业树立以精品引领发展的导向，持续推出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数字出版项目。从新冠疫情期间，数字出版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基本供给，为营造凝心聚力、积极向上的抗疫防疫的舆论文化氛围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