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金允植在天津的所谓外交对谈,是否对其后的条约缔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商榷;其次,因片面强调领选活动的外交属性而致忽略其留学活动的本质属性及意义,甚至认为领选活动只是朝鲜为开展秘密外交而采取的掩人耳目的手段,则更让人有一叶障目之感。事实上,将留学和外交作为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来看待, 才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摆脱一种后见之明,跳出外交史先入为主的局限,重新回到历史,再审视一下天津领选的缘起、经过及其后续影响,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

    对于天津领选的这段历史,当事人金允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详尽的记载。在以往研究中,学者较多利用的是他撰写的《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两种资料。而 2008 年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中收录的燕行文献——《领选日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参照的资料。《领选日记》虽然在内容上和《阴晴史》出入不大,但相对于《阴晴史》这样一个经过作者本人整理和后人二次整理的文本而言,《领选日记》是一份更为原始的日记手稿。本书即整理标点《领选日记》,并以《阴晴史》及《天津谈草》二书进行他校,以便学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