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一书，在研究中如何处理，是治先秦史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其所述典制虽未必可以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实录，但又当有所本，尤可作为治东周史的参考。本书将对《周礼》资料的分析放到全书末尾，也是一种处理方法，即将《周礼》所言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之系统与社会功能等，作为对前面所考察的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状况的参考与补充。

  在本书尚处于原始状态，即博士论文的写作中，我即与全义讨论过，此题目并不好做，做起来很费力，但既然这个题目还是可以做细致、做深入的，如果通过这次工作能对于深化先秦史学中这一极有意义的题目的研究起到一些作用，那也是值得的。现在本书即将付梓，我想，当初设定的目标也许可以大致达到了。当然，书中存在的各种疏误与不足肯定会有，需要作者注意倾听学界的批评，作为提高自己学术水平难得的机会。

  如果说就这个题目的写作，在现有资料基础上，还有什么可以再作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所想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需要从宏观的角度，考虑一下促进两周地域性居民组织的发展都有哪些重要因素，特别是如果能从理论的高度对此做阐释，则将更有助于加深对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与其史学意义的理解。

                                  2019年12月20日

序二（巴新生）
  吕全义博士把即将付梓的书稿寄给我，恳请我为其作序。作者曾在福建师大从我攻读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我国著名的先秦史研究大家朱凤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在朱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学业，而且学问精进，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一
  望着作者寄来的厚厚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稿，禁不住浮想联翩。那是２００７年“教师节”前夕，我的所有硕士研究生一起到我家里来拜访。十几个学生中，有一个我全然不认识。我不由地问：“你是谁的学生？”他说：“我也是您的学生呀。”我正诧异间，同学们都笑了，原来他是当年新入学的研究生。我告诉他按学校惯例在入学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导师和学生进行双向选择，现在还不到选导师的时候。他坚持说：“我就是要做您的学生！”此后他又多次向我表达了这一愿望，最终在学期结束时确定我作为其研习先秦史的指导老师。

  作者是我招收的硕士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其读书的劲头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个年轻的同学。比如，作者因入学前参加过多年工作而领取的津贴稍高一点，但也仅有不到三百元而已，显然依靠如此津贴维持在福州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困难的。若凭其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学经验，完全可以找一家高考辅导班兼职赚取一些生活费，但其安贫乐道，时间抓得非常紧，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再如，我的一些学生曾跟我讲：作者在福州读书期间连蜚声中外的三坊七巷都没去过。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他年龄较大，读书的紧迫感更强所致吧！

  作者也是当年课下和我联系比较多的学生之一。记得“如何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是我俩最初讨论的话题之一。为了打好基础，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不仅修满本院开设的规定课程，还旁听了本院硕士研究生的隋唐史专题课，除此以外还去文学院旁听了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和版本目录学。以上这些课程的学习有些是接受了我的建议，有些是他自己在研究的过程中认识到非常必要而主动挤时间去旁听的。这些课程大多是相当专门而艰深的，短期内难以达到较高造诣，但他为了拓宽知识面，夯实基础，用力之勤，用功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在此基础上，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臣辰盉铭文研究》这种现在一般的研究生避之唯恐不及的青铜器铭文研究，在答辩时获得了答辩委员的广泛好评。

  作者当年留给我的以上若干印象似可概括为：一心向学、迎难而上。可能正是因为对学术如此执着，其在福建师大毕业后选择北京大学进一步深造。

二
  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的书稿，对两周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产生、多样化发展和功能强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其本身有一个更为完整和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了解先秦时期国家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也有益于理解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变的动因和条件，对我们把握先秦国家的结构形式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因此其选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这一问题也早为研究者所关注。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以往的研究成果虽不乏颇有建树者，但从总体上对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进行贯通性研究的专著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