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领导人组成的欢迎队列，我有点恍惚，我多年来读到过也写到过的这些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副总理都在其中。
　　桌上的其他人相对年轻并且可以很好地参与交流。在座的有外交部领事事务的主管；我右手边是外交部欧美司副司长钱大勇，钱先生和我的角色最相似（14个月后在我返回北京时，他成了我的一个重要同事）。我们友好地交谈着，在不协调的场景中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在场的中国人又把话题回到了年龄问题上，他们评论着美国代表团有多少年轻人，不过不是在说我，而是在说尼克松和我们的高层领导人。他们是对的，中国领导人依然是1949年的那批，而这已经是23年前的事情了。
　　暂且不谈这些年长的来宾，这次宴会带来的激情和魔力是不可磨灭的。在宴会接近尾声时，大家按中国的习惯一窝蜂地涌向出口，我碰到了几位在香港认识的记者朋友。《华尔街日报》的鲍勃·基特利悄悄走到我身边，微笑着喃喃说道：“历史，我在这里。”大腹便便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斯坦利·卡诺也在四处走动，他的眼袋使他看起来像是愉快而又好奇的熊猫。
　　第二天早晨（2月22日），我盼着能走出那如茧一般的国宾馆。因此，将昨夜的报告交给国务卿罗杰斯之后，我忙里偷闲去了趟王府井，那儿现在是北京顶级的商业街。好奇的人们聚集在人行道旁的通告栏边，看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毛主席与尼克松总统会晤的照片和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的照片被登在头版，极为抢眼。
　　带着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去了街上最大的商店——百货大楼，看看店里卖的是些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带来所有能卖的东西就是些经久耐用、单调有限的产品：棉衣、中山装、解放军帽、布鞋、皮靴以及类似的东西。我为孩子们买了一些乒乓球拍，还为希拉买了一些带盖的茶杯。

　　从人民大会堂连线华盛顿

　　当天下午，国务卿罗杰斯与外交部长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首次对话，我坐在桌子的一端为美方做记录。中方还有周总理的外交政策顾问熊向晖、欢迎宴会上坐我旁边的欧美司副司长钱大勇以及他的下属。美方还有马歇尔·格林、艾尔·詹金斯、翻译官傅立民、白宫新闻办公室的约翰·斯卡利和罗恩·齐格勒，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挥官乔纳森·豪。我注意到在对话过程中，每个人都被观察着，但这一状况在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参与的讨论中却没有显示出来。
　　三小时的对话包括以下主要话题：1.美方渴望双方政府间有更好的接触，包括通讯渠道和在对方国内的活动。中方承诺在这些问题上给予我们回复，但同时也努力指出，美方仍然承认“台湾政府”的代表在美国的活动将是双方关系的障碍。2.中方希望双方政府促进更多的民间交流项目与活动。3.中美贸易。中方认为我们受到商界希望开启贸易关系而施加的巨大压力。罗杰斯回应说我们并没有受到压力，但是我们的确想开启贸易，尤其是作为政治关系改善的证据。姬部长承诺会邀请美国商人参与每年举行的广交会。
　　在对话期间，中方问到为什么美国仍然要求中国的访客留下指纹。我们代表团的成员认为这个规定已经失效了，但是没人能够确定。罗杰斯叫我赶紧去核实一下。我迅速离开房间，在大会堂中寻找我们的“特勤局指挥所”。不管总统去哪儿，身边肯定会有一台白宫的电话。果然，一个电话盘上印有白宫图案的电话被很谨慎地安在一根巨大的柱子后面，我提起电话。
　　咔嗒。“白宫专线。”（非常清晰）我说：“请转接国务院控制中心。”咔嗒。“我是国务院控制中心值班员，请问您需要帮忙吗？”“我是卜励德，从北京打来，我们正在和中方进行对话，现在需要知道，我们是否还要求中国的访问者提供指纹，不管是谁知道答案，请叫醒他，我等着。”（这很有趣）
　　值班员叫醒了签证处的处长（美国那边大概是凌晨四点），他睡眼惺忪地向我们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客不再需要留下指纹。我在15分钟内回到了会议现场，在我的提示下，罗杰斯告诉中方，我们的快速回复表明，即时交流可以迅速消除误解。那天晚上，总统和大部分代表团成员一起观看了《红色娘子军》的表演。

　　媒体的“长城”

　　这次访问的节奏是精心设计的，每天早晚都会安排适合电视播放的事件，丰盛的大餐穿插在实质性对话之间。白宫的先遣人员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和美国东海岸之间的12小时时差，保证美国早晚的黄金时段能直播访问的最新进展。中方也在尽一切努力配合，抓住每一个机会，向美国观众展示他们国家最美好的一面，观众人数还在不断增长，不仅仅是在美国，而且还是面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