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恩来聊天

　　有人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我，说我会中文。我们面对面站着，总理开始说话，用他浓重的江苏口音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他问我，这句话在尼克松总统到长城的这天用作祝酒词是不是合适。我还不太理解他的意思，但还是明智地点点头。“这当然很合适，周总理。”我脱口而出，同时感到十分震惊，没想到他会来咨询我，和整个宴会上最年轻的人谈这事。我们正在交谈时，亨利·基辛格迅速地从我们中间冲了过去，跑到离我们五码远的尼克松总统身边，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罗恩·齐格勒站在一边大笑，问基辛格知不知道他自己刚刚打断了总理和美国代表团成员的谈话。
　　基辛格嘟囔着回答说总统叫他，他就来了。“即便如此，”他看着我补充道，“谁在乎呢？”对于他的代表团成员跟外国领导人说他不懂的语言，基辛格总是感觉不舒服，所以我对他的粗暴闯入只是耸耸肩。在之后那些年里，他在很多方面帮助了我，表现出的友好足以弥补这一失礼举动。晚饭规模很小，很温馨，每个人都跟对方的同行相邻而坐，我又一次拉来了钱大勇，就像是自己人一样。
　　我们在北京的最后一天，2月25日，是从逛故宫开始的。雪中的故宫显得非常宏伟，公共区域规模之大与皇帝居住的私密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天还安排了购物活动、随意谈话。美方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但此时已没了中方欢迎宴会时的异常欣喜。显然，此行我们在中国首都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

　　《上海公报》

　　访问要结束了。我从上海给家里打电话，想利用强大的白宫免费通信服务与希拉和儿子们取得联系，也顺便试用一下为了本次访问特意在上海安装的RCA卫星地面站。通话如此清晰，我都能听到家里的狗在厨房门外叫，当妻子听到我建议让她把狗放进屋里时，还吓了一跳。中国人确定我们不要这个卫星地面站之后就买下了它，另一个在北京的卫星地面站已经被拆装之后运回了美国。
　　2月28日早晨，罗杰斯国务卿和姬外长进行了最后一轮对话，重新讨论了先前的交流与沟通渠道。两位领导人没有完成新的突破，但奠定了日后联系的制度基础，即参照前一年处理乒乓外交事务的模式，建立类似美中关系委员会那样的协调机构。但是他们同意我们宣布，将有一批选定的公司被邀请参加下一届广交会，但认为建立日本模式的贸易办事处还言之过早。
　　语言材料的商定就这样达成了共识。中方人员轻声提醒我们的翻译查尔斯·弗里曼，他使用了“封建”的术语。我们这才注意到，由于过去几十年没怎么联系，双方的语言表达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于是我们还讨论了如何更新语言用法。
　　罗杰斯指定马歇尔·格林为白宫方面与中方协商的后续行动负责人。他为中方此次完美的计划和历史性访问表示感谢，并承诺他会尽其所能避免误解，推动两国政府关系向前发展。他强调了保持渐进稳步发展和采取具体行动的重要性，以防本次访问最终仅仅成为后人口中“让人愉快的事件”。
　　2月28日下午，《上海公报》在锦江饭店发表，同时亨利·基辛格和马歇尔·格林发表了简要说明。总统先生和国务卿都没有出席新闻发布会。而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也在履行我本应承担的职责，即协助威廉·罗杰斯先生，此刻他正需要我的建议———从几款带有纪念字样的熊猫模型中挑选出最能讨孙子们喜欢的。

　　会见理查德·尼克松

　　在当晚的宴会上，尼克松总统为“改变世界的这一个星期”举杯庆祝。而稍后的一场会议让我觉察到这将改变我的生活。之前我提醒过罗杰斯国务卿，我很奇怪见到了如此多的中国领导人，却没有见到我们自己的总统。他邀请我参加晚上10：30在总统套房举行的会议。
　　我和罗杰斯国务卿早到了一会，看到总统身穿敞领衬衫和长裤，外披真丝印花睡衣，两手分别拿着一根粗而长的雪茄和一大杯威士忌苏打。他看上去有些疲惫，但似乎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十分满意。近距离看，他样子多么特别！头大身体小，走路磕磕绊绊，面颊有些浮肿，正如我笔记所记录的，“腮帮子鼓起足足有三个核桃那么大”。他的双下巴也微微有些下垂，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白宫办公厅主任H.R.霍尔德曼这时已经到了，他理着平头，手边放着一叠黄色标准记事簿和几支削尖的铅笔。助理国务卿格林和基辛格的助理何志立稍稍晚到了一会儿，紧接着讨论就开始了。
　　整个会议几乎是总统的个人发言。尼克松的表现精彩绝伦，他作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外交总统可谓名副其实。在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尼克松对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表示感谢。国务卿罗杰斯将我作为国务院里新的中国问题专家介绍给尼克松。我告诉尼克松，我为此次中国之行准备了十年，很感谢他能让这一切成真。他送我到套房的门口，慈祥地将手搭在我肩上。当我们走到门口时他说：“那么，从现在开始，你们这些‘中国男孩’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