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机场离别的场景与我们到来时的阴郁有了极大的不同。中美双方的每个人都在来回走动，开心地道别，却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见。我们飞回家，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已准备好了喧闹热烈的欢迎仪式，认可了尼克松的大胆“豪赌”，他的工作团队精心的媒体策划已经成功了。我自己的家人也在欢迎队伍中，这使我感到特别激动和喜悦。
　　担任政治处主任
　　2月份我们结束了与东南亚地区的友好访问后，亨利·基辛格也结束了在北京的又一次访问。让人惊讶和兴奋的是，他带回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联络处的合约。詹金斯、何志立和戴维·布鲁斯都亲自向基辛格游说，把我列入名单之中。3月26日，罗杰·沙利文，中国大陆办事处负责人打来电话说，我会去北京担任政治处主任，这真是个好消息。
　　我计划在一个月内动身前往北京，在大陆办事处度过更多的时间。戴维·布鲁斯到了，他开始接手工作。在两周的时间里我帮助他回复邮件，制定日程安排，从中能看出他的选择是多么明智和愉悦。
　　在我前往中国之前的4月份，中国驻美联络处先遣队抵达华盛顿。其中包括韩叙（尼克松访华时任首席礼宾官）、外交部美国处处长钱亚东，以及周恩来的翻译冀朝铸和其他人士。
　　5月2日整整一天，我们都在从香港到北京的旅途中。我们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接着飞往北京，并在日落后抵达。

　　自行车上的北京

　　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买了一辆老式的上海凤凰牌绿色自行车，它铃声响亮、威风凛凛，除了去办公事，我去哪儿都骑着它。联络处有一个小的车辆调配场，但是司机的时间很有限，用车的话要提早预约。有一天早上，我骑车去北京动物园，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哈尔水族馆询问中国扬子鳄的情况，谁知那里根本就没有扬子鳄，这个物种几乎灭绝了。但是这让我有个机会好好观察西城，我惊讶地发现西城比东城还要破旧。
　　1973年的北京显得比较破旧。人们的生活方式十分单调，很明显，吃饭似乎成为人们生活中仅有的乐趣。几乎没有人想着让自己变得有吸引力，正好相反，宽松的带补丁的衣服才是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