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励德大使是一位亚洲通，中国问题专家。他曾于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1973年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美国驻华大使馆前身）首批官员之一，出任联络处的政治部主任。本书是卜励德的自述，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报选摘其中的几个章节。

　　幸运中选

　　当1972年来临之时，我的情绪正处于低落期。总统中国之行的日期被定在2月21—28日。国务院的代表们已参与了1971年10月基辛格博士第二次更为公开的北京之行，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中国大陆事务处主任艾尔·詹金斯。但国务院秘书处却无缘参与。1月份，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准将已率领一支技术团队前往中国。1月21日周五的早上，卡森从国务卿行政办公室返回，他说：“擦擦你的皮鞋吧。你的运气来了。国务卿正考虑找你谈话。他可能在今天或周一的任何时间找你。”我开始等待。
　　下午六点，电话铃响了：“立刻到国务卿办公室来。”我偷偷用裤脚擦了擦皮鞋，匆匆穿过大厅。罗杰斯的秘书麦琪·罗克尔（她是确定会随行的人员之一）把我带进一间有点死气沉沉的房间，罗杰斯国务卿独自一个人在里面。罗杰斯友好地向我致意，让我坐在沙发上，并问起我的中文语言背景。我用几段精心准备的言辞，概述了自己在华盛顿和台湾所接受的培训，以及自己在香港中国事务处、情报研究局和秘书处的工作情况。“我正在寻找一个中国之行的助手，这次访问，我需要一个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
　　我向他介绍了自己在被选派参与秘书处工作之前，投身中国研究10年的经历。“这次任务非同寻常。”罗杰斯插话道。“我能帮上忙。”我说。“不要指望什么，”罗杰斯用这句回答结束了面试，“过几天我会通知你。”面试总共只有四分钟。
　　周一下午，泰德·埃利奥特把卡森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看来你们要出趟差了！”我们兴奋地欢呼并握手道贺。随后，我立刻给中国事务处的艾尔·詹金斯和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打了电话，对我将参与这次不同寻常的旅行，他们都表示高兴。

　　平静抵达

　　我们在2月的一个阴天抵达上海，从空中可以看到运河交错的稻田和村庄。机场上空无一人，仅有寥寥几位官员，与广袤的土地相比是如此渺小。舷梯的尽头站着儒雅的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和稍显拘谨的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后者以担任毛泽东的翻译而知名。他们两位都是基辛格之行的重要人物，在美中建立新外交关系的初期也是关键人物。何志立和詹金斯认识他们，并做了简单的介绍。在空荡的候机楼中，我们手捧着茶和糕点，注视着空军一号着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一刻，寂静无声。
　　在一番短暂休整之后，我们在中国飞行员的带领下，穿过宽广的停机坪，回到我们的飞机上。而这些飞行员，则是我们在上海停留的真正原因。机场周围的农田里隐隐飘来粪便的气味，与我们在台湾闻到的气味极为相似，这是我终于来到中国的确凿证据。这也许不至于让我激动到亲吻脚下的土地，但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感官刺激。
　　北京的天气晴朗而寒冷。和上海的情况一样，机场上空荡荡的，只有两列极为高大、训练有素、装束威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零星几位文职官员。可惜不允许我们飞机上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浪费了一次照相的好机会。在尼克松总统的座机慢慢停下之后，我们被带到了飞机左翼后面的一片区域。在波音707引擎下，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仰视角度，拍下了尼克松与周恩来总理历史性握手的照片。
　　尼克松总统很清楚他此行的分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在多年前的日内瓦会议上傲慢地拒绝跟周总理握手，这事家喻户晓，现在尼克松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知道他决心要纠正这个错误。他甚至特意把其他人都留在客舱中等候，只和他的夫人帕特一起在一片静寂中走下舷梯，他认为这样的场合需要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开端。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我们迅速加入了车队，一长溜上海牌的绿色小轿车跟着数辆红旗牌豪华大轿车，这是中国自己制造，可以媲美加长凯迪拉克或奔驰的车。在进入首都的路上，我和约翰·托马斯一起看着平坦的农田，时不时可以看见小型工厂和路边一排排的小树。我们的车在城中穿行，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的城门上挂着毛主席的巨大肖像。我很想知道中国人都跑哪去了，一路上都看不到人影。只有向飞逝的路边瞥一眼，才看到公安人员用警戒线把好奇的围观群众都拦在半个街区之外。
　　紧接着我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是一片大型的俄罗斯风格别墅区，别墅的天花板很高，房间里摆着很多柔软的座椅，椅背上罩着装饰用的椅罩。我打开行李，熟悉了一下周边情况。包括国务卿在内的国务院代表团被单独安排入住一幢独立别墅，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团则在附近的其他楼里。我在通讯室里收了一下邮件，然后和我的组员们一起吃了饭。这是全世界最美味、服务最好的中国餐厅，看来这次访问我一定会增重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