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见证人卜励德谈费城交响乐团首次访华演出

　　今天晚上，世界顶尖交响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将登台上海大剧院，虽然这已是费交第10次来沪演出，但是在新任音乐总监雅尼克·涅杰瑟贡的执棒下，人们还是能够期待一场全新演绎的“费城之音”。
　　费城交响乐团与上海的缘分始于41年前，作为1949年以后首支访华的世界名团，它在1973年带来了多达130人的庞大阵容随尼克松访华，这些音乐使者们是真正亲历了中美关系破冰的见证人，那次访华演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不仅唤醒了很多中国人的音乐记忆，更让两个互相试探的国家因为艺术的连结而快步走近，正如《纽约时报》曾经描述的，如果说“乒乓外交”为尼克松1972年访华铺路，开启中美外交新局面，那么正是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之旅，真正将两国粘合在了一起。
　　今年已78岁的美国职业外交家卜励德于上世纪70年代，直接参与并安排了费城交响乐团访问中国的演出活动，“领袖们提出他们的意愿，但是他们需要执行者将这些意愿完成；　职业外交家就是去做事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螺丝螺帽（nuts　and  bolts）这样的小事情开始的”。近日，卜励德在上海接受星期日周刊记者专访，回忆当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的点点滴滴，并讲述他所理解的文化外交。

　　在罗马，就要做罗马人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时，当时的音乐总监兼指挥尤金·奥曼迪（Eugene  Ormandy）是一个关键人物，据说就是他本人写信給尼克松提议让费交来华演出的？
　　卜励德：尤金·奥曼迪是一个有强烈个性的人，他在费交很有权威，但好在他对中国非常好奇和有兴趣，我记得当时我和妻子在行程之前就和他夫妇二人见面，他问了我一大堆关于中国的问题。奥曼迪本人写信给尼克松建议费交随团出访，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我虽然不清楚尼克松本人是不是熟悉音乐，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尼克松熟悉并且尊重奥曼迪。

　　星期日：我想知道是谁决定了当时费城交响乐团在华的演出曲目？
　　卜励德：美国方面，是奥曼迪，他是音乐总监，有最终决定权。我们外交部门的人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没有对艺术作出任何干涉，甚至连建议都没有，不需要我们去告诉他们应该在中国演奏什么。按照礼仪习惯，需要演奏一首中国的曲目，而《黄河协奏曲》　是当时流行的中国曲目，奥曼迪决定演奏它也不是出于我们的建议，而是中方的提议。还有一件事我不是完全确定，但听说过的是，当时还想合奏《二泉映月》，因为奥曼迪听了北京中央乐团的演奏觉得很喜欢，双方在中国有过一个试演，希望把《二泉映月》交响化，但是最后正式演出中没有这首曲子。
　　中国方面，我认为江青是主要的决定人，她懂音乐，而且她主管文化，所以她肯定是费交访问中国的一个关键人物。我认为是江青本人坚持要求演奏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但是奥曼迪特别不喜欢这支曲子，所以我们不得不从中做很多斡旋工作。我记得我不得不编造一些理由，向奥曼迪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第六交响曲，奥曼迪最后说，“我在罗马，所以我要做罗马人，既然中国人希望我演奏第六，那我就演奏它。”站在职业外交官的角度，我觉得这句话有时候正确，但并非总是正确，不过在《第六交响曲（田园）》这件事上，我认为奥曼迪这样思考是对的。

　　星期日：在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之前，你已经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有机会接触到政治文化界的不少重要人士，包括对文艺非常有兴趣的江青？
　　卜励德：我见过江青几次，她过去是一个演员，我第一次见她是在1972年，那一次她穿着打扮非常“革命”，看上去非常“厉害”；当我1973年见到她时，她变成一个皇后，她把自己打扮得很高贵，戴劳力士手表，穿纯真丝的裙子，而且说话也速度放慢，好像一个皇后在和你说话。总而言之，我觉得她抓住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机会，先是是在体育方面，然后在音乐上，来向公众呈现自己“王后”的一面。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她身边的人非常怕她。还有一点，虽然她打扮高贵，但我不能说她很“西方化”。

　　为什么是费城？
　　为什么是古典音乐？

　　星期日：作为中美双方的沟通人，你在费交访华期间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卜励德：我记得我主要和奥曼迪、乐团经理鲍里斯·索科洛夫和中国的司徒联络，司徒先生是中央乐团的小提琴家，他随时和我沟通他的上级的想法，我们每天见面，通常他会在奥曼迪到达之前半小时到，那段时间我们就讨论一些事情，然后我再去告诉奥曼迪。我还记得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作为指挥家我认为他算不上是一流的，但是他的领导力和政治觉悟让他出现在那个舞台上，他有他处理问题的幽默感，幽默在那时候的中国人身上其实并不罕见，只是被隐藏了。